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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承担了太多复苏负担的货币政策。事实是,多年来,超低利率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完全提振总需求,更不用说降低通缩压力了]
[各国需要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包括税收政策、公共资金的低效和不当使用、产品和要素市场结构调整的障碍,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的范围与金融危机中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干预能力之间的不匹配。]
近年来,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都陷入了gdp增长放缓的模式,这引起了许多人对世界是否已经进入所谓的半永久性“长期停滞”局面的质疑。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这个问题不准确。毕竟,有许多不同的力量抑制着增长,而这些并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诚然,在不损害未来增长和稳定的情况下,很难应对当前阻碍短期增长的困难。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将称之为“第一类长期停滞”(SS1)。
我们面临ss1的第一个迹象与技术有关。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所说,如果当前支持生产率提高的技术创新放缓,长期潜在增长将受到限制。然而,即使技术创新不会下降太快,或者很快会再次上升,生产率的提高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在结构调整和行为变化中得到反映。
第二个现象是不确定因素(如经济增长、就业保障、政策法规以及可能影响这些因素的任何变化)的增加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人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政府是否打算采取行动对抗通缩压力,打击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解决社会和政治分歧,以及恢复经济增长和就业。
未来的需求远未得到保证,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私人投资都呈下降趋势。家庭消费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尤其是在发达经济体,他们的大部分消费是非必需的消费品(如更换耐用品、旅行和外出就餐)。鉴于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从大萧条中完全复苏(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经济需求),这种趋势的逆转不会很快发生。
我们在ss1的第三个指标是债务。家庭、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都在收缩,减少支出和投资,增加储蓄,导致通货紧缩。
旨在支持去杠杆化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操作,如损失确认、资产减记和银行资产重组,将带来长期利益,但也会带来短期成本。事实上,修复资产负债表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是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这将不可避免地拖累经济增长。
形势不容乐观,但这不是全部。在实施一段时间后,是否有任何政策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水平和质量?答案似乎是肯定的,这揭示了我们面临的另一种长期停滞——被称为“第二类长期停滞”——我们不愿意或无法实施正确的政策组合。
政策组合的关键之一是解决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加剧这一趋势的力量,如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进步,很难得到充分处理,但其负面影响可以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新分配来减轻。经济正在经历长期的结构转型,个人和家庭需要资源来投资新技能。
此外,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承担了太多复苏负担的货币政策。事实是,多年来,超低利率和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充分提振总需求,更不用说降低通缩压力了。
然而,在需求受限的背景下,单方面加息将带来严重风险,因为加息将吸引更多资本流入,从而推高汇率并损害贸易。有鉴于此,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控制资本账户(就像新兴经济体所做的那样)——这一举措将有助于以更加独立和个性化的方式摆脱金融抑制。
最后,应加强财政反馈,特别是对公共部门投资的财政反馈。欧洲现在为未能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们不热衷于借贷,财政转移也很少)。在适当的情况下,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资产负债表也可以扩大到投资领域。
各国需要在许多领域进行改革。包括税收政策、公共资金的低效和不当使用、产品和要素市场结构调整的障碍,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的范围与金融危机中主权资产负债表的干预能力之间的不匹配。
Ss1将使ss2的求解更加困难。事实上,即使强有力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也不足以消除需求和增长持续疲软的风险。但是,没有理由推迟实施任何可能带来变化的政策。我们以前的政策选择导致我们今天面临ss1的情况。未能实施旨在解决ss2的政策也将在明天变成一个更加困难和潜在不稳定的局面。
(作者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本文由第一财经学院研究员祝英喜翻译
标题:低利率非应对经济停滞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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