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协调面临困境 全球治理呼吁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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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第一财经学院协办的第七届亚太经济金融论坛——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挑战与政策选择于9月23日在北京举行。本论坛始终关注全球重大经济和金融问题。今年的主题是“全球宏观经济治理”，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发展形势，探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以促进各国政策的协调，达成共识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普遍呈现出深化趋势。然而，近年来，有许多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英国的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一些言论似乎加强了这种力量。一些观察家，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经济全球化正在倒退非常悲观。

为确保经济全球化健康、深入发展，各国必须加强沟通与合作，不断完善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框架，努力避免孤立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治理涉及经济、贸易、金融、投资等多个方面。该论坛侧重于全球宏观经济治理，侧重于这一领域的挑战和对策。

具体而言，这次会议包括三个主要议题:如何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如何理解全球金融周期及其影响；如何继续推进国际金融架构改革？

我们整理并挑选了一些嘉宾的发言(未经原作者同意)供读者参考。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量中的份额迅速扩大到“反击”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认识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资本流动不仅会引发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还会反过来干扰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深化。然而，最近，随着关于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总统选举的辩论，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达到了高潮。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人类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加频繁的经济动荡和危机，以及因缺乏有效治理而导致的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和贸易量中的份额迅速扩大到“反击”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和资本流动不仅会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还会反过来干扰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指标。然而，就全球治理中的发言权、制定规则的权利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而言，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

在美联储预计今年将大幅加息的情况下，在日本和欧洲保持负利率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如何加强政策制定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改革国际金融治理结构，降低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不确定性，是近期在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热门话题之一。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作为特别提款权新成员的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也值得探索。

全球政策协调陷入困境

在最近由中央财经大学举办的主题为“全球宏观经济治理:挑战与政策选择”的第七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上，乔治·帕迪(George Padee)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海伦·帕迪(Helen Pardee)经济学教授巴里切青认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而海外政策会对自己的国家产生影响。中央银行在追求宏观稳定的目标时，需要考虑国外的金融形势，从而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平衡。

例如，在美国，如果美联储最早在2012年退出量化宽松，将会减缓美国经济，并影响其他经济体。从印度等新兴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可能阻止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大量资本流入，因为量化宽松政策对制造业产生了不利影响。相反，如果美联储继续放松，将导致新兴市场的通胀，从印度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也应该实施适度宽松。

艾肯格林认为，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不仅包括财政和金融政策，还包括信息共享和监管的一致性和协调性。信息共享使政策制定者能够预测外交政策变化并分析当前形势。

例如，美联储(Federal Reserve)在2013年春天提议退出量化宽松，但直到那年9月才真正开始实施，这给了市场时间和机会做出反应，否则将导致美国和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然而，美联储官员与市场沟通不畅，在此前的重要国际会议上也没有提及美联储的退出，他们也没有与其他央行沟通。

在监管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协议三取代了巴塞尔协议二，后者以发达经济体的做法为基础，允许大型银行使用自己的银行风险管理工具，降低资本比率。巴塞尔协议三包含了对资本、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除了收紧对表外工具的限制外，还提出了资本缓冲的要求。

然而，巴塞尔协议三能否为新兴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还有待观察。一些批评者指出，巴塞尔协议三将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融资成本，新兴市场的债券也将受到歧视。

金融危机后的前三年，全球政策协调和经济复苏前景良好，但随后，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增长继续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货币政策枯竭。

艾肯格林认为，金融监管更容易进行国际协调。全球治理的国际协调在技术层面上更容易，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政治化的货币和金融问题上，就很难进行协调。因此，非常成功的全球协调是不可能的。他建议新兴市场应该积极预防危机，而不是寻求发达国家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新兴市场的感受。“美国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主导地位，各国央行对各自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不同的政策。”

在这方面，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所长masahirokawai在同一论坛上表示，由于美元处于强势地位，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它将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政策协调与合作，而当其他国家出现问题时，它们希望自己管理自己。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始于美国。当美国有大量的消费者需求时，它也希望其他国家能花很多钱。

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韩国前财政部长郑德贵表示，过去10年，世界经济的领导力非常有限。然而，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等货币发行国，主要针对国内经济形势采取了单边措施，却错失了采取合作行动的机会。过去20年来，世界领导人频繁会晤，五国集团、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在各种情况下举行会议，采取补救措施，推动世界经济的调整，但在过去十年中没有采取实质性的合作行动。

国际治理缺乏领导力

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及时提供流动性非常重要。

艾肯格林认为，整个世界都依赖于美元的流动性。美联储(Federal Reserve)提出的美元互换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提升市场信心、增强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央行合作的很好的例子。

不过，他表示，美国政策制定者对美元互换也有争议，因为外国金融形势不是美联储的责任，甚至担心它会在国会受到质疑。目前，美联储只向有限的几个国家提供美元掉期，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没有向智利、秘鲁、印度尼西亚、冰岛等国家提供美元掉期，即使这些国家申请了。如果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货币互换的地区动议将难以实施。

对于国际短期流动性提供者imf来说，eichengreen认为这是耻辱。在1990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亚洲国家未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贷款，并且仍然认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会损害该国的声誉。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已经取得成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翻开了新的篇章，但亚洲国家还没有翻开新的篇章。

对此，Kawakami Masahiro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主要在欧洲进行，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始终是欧洲人，而改革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能受到欧洲危机的触发。这一时期亚洲没有发生危机，因此有必要观察imf在亚洲的行为，否则很难客观分析imf是否已经改革。

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乌尔里希沃兹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在治理问题上仍然落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权结构仍在改革中，仍有许多改革工作要做。如果下一任imf总裁不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而是亚洲人，那么解决污名化问题将具有重要意义。

郑德贵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和imf大力支持资本自由流动和跨境资本流动，并对当时许多新兴经济市场国家表示，“如果出现危机，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你们灭火。”但现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发达国家什么也没做。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步骤来实现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如何管理资本流动。

艾肯格林回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进行了改革，现在它不再谈论无支持的全面资本项目的开放。他认为，中国在放开资本项目时，应该走得慢一些，不要很快取消对资本项目的控制，而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采取非常稳健的步骤来确保资本项目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