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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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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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2016北京-天津-河北协调发展正定论坛在石家庄召开。论坛由北京市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民主建国会、河北省民主建国会联合主办，河北经贸大学承办，石家庄市民主建国会、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创新中心协办。论坛的主题是落实“五个发展理念”，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主建国会中央主席陈昌志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共河北省委常委范照兵发表了讲话。国家审计署副审计长、民主建国会河北省委员会主席秦博勇主持了开幕式。

着力解决城市群规模结构优化和养老服务一体化问题

顾胜是NPC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京津冀城市发展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优化城市群的规模结构，二是如何整合城市群的公共服务。

在优化城市群规模结构方面，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是过度依赖特大城市而非城市群，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特大城市北京、深圳在十年内扩大了50%，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过密将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疾病。其次，小城市是城市体系的最大缺点。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是数量大、规模小、受欢迎程度低、发展效率低。

城市群应该成为未来城市化的主要形式。新常态下，小城市是大城市部分功能疏散的平台，肩负着农业人口转移和农民工市民化的任务，也是老年农民工养老的退路。在城市群建设中，应弥补不足，大力发展新型中小城市，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培训提升农民工创业能力，合理承接产业转移，完善多层次住房体系，促进当地城镇化。

在城市群养老服务一体化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京津冀养老服务协调发展存在养老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和短缺、养老保险制度和机制不完善、三地医疗一体化等问题，养老资源互补和利益共享的协调机制尚未理顺和建立。

推进京津冀养老服务发展，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是将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结合起来。二是三地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共建共享。三是保证养老服务质量，坚持消费者利益至上。

此外，京津冀的协调发展需要三项关键改革。一是推进要素市场一体化改革，即推进金融市场、土地要素市场、技术和信息市场等的一体化。二是构建协调发展的体系和机制，包括建立行政管理协调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机制、生态环境保护联动机制、产业协调发展机制、科技创新协调机制等。三是加快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要建立统一的区域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和劳动合作咨询机制，落实养老保险跨区域转移政策，协调三省市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北京的产业分化应该同时考虑“突破”和“地位”

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主席、北京市CPPCC副主席王永青

产业整合是有序缓解北京非资本功能、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和关键支撑。如何在产业救济过程中，使北京实现对首都非核心职能的救济，有效提升首都产业结构，是我们关注这一产业救济的核心问题。

目前，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随着产业协调的进一步深化，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首先，北京的非资本功能救济仍处于起步阶段，北京各种要素聚集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加快制定解决方案，支持不同领域存量功能性减免的激励政策，加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进调整和减免方面的协调。第二，京津冀周边城市承接北京职能转移的热情较高，规划场所较多，布局相对分散，产业选择趋同，同质化竞争明显。三是产业转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创新发展能力衔接不够紧密，区域产业协同创新体系有待完善，区域技术承接能力不强。第四，产业协调发展的制度机制亟待建立，产业分工合作的内生动力不强，科学合理的产业分工合作机制尚未建立；该地区尚未形成统一开放的要素市场体系，市场信息资源共享不够。第五，京津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一定差距；承接土地的土地利用指标存在一些不足。首都周边地区与北京差距较大，产业支撑能力有限。短期内很难与京津产业形成紧密的连锁关系。

解决北京的非核心功能，不仅要立足于确保首都核心功能的战略定位，还要考虑支撑北京未来发展的产业支撑力。因此，我们有以下建议。

第一，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出发点，促进非资本功能产业的缓解。把非资本功能产业的拆除作为当前北京的一项重要结构调整，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瘦身健身”，减少无效供给。二是着力打造一批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平台。紧密结合北京非资本功能产业重点领域和天津、河北省的功能定位，围绕“4+n”产业合作模式建设，着力打造一批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的科技创新平台和产业合作平台，促进非资本功能产业准确转移和集聚发展。第三，加快京津冀协同创新社区建设。坚持把协同创新作为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第一突破口的重要抓手，以京津冀协同创新社区建设推动产业对接和转移，实现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有机统一。第四，进一步完善承接产业转移的配套政策。第五，着力培育产业转移和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本质上说，北京的产业分化是实现北京整体结构升级的历史性机遇:"稀疏"是在北京创造一个新的空空间；“站着”就是在北京创造新生活。今后，北京应加快深化供给侧改革，进一步发挥首都的核心功能，努力尽快实现世界一流城市的目标。

京津冀协调发展应注重区域质量

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科学学会会长

京津冀协调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可以用“度、能、位、体、质、序、善”七个字来概括。“度”，即自由度，促进了北京、天津和河北的人口迁移或商品贸易要素流动的自由度。“能”的意思是功能。以整体创新为动力，以解决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为重中之重，创新区域功能，优化区域分工。“区位”，即区位，优化了节点、轴线和圈层的布局，创造了一个核心、两个城市、三个轴线、四个区域、多个节点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区位布局。“体”，即协调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实现空.的有序开放“质量”就是质量，质量提升了京津冀地区的质量。“前言”是发展的时序。“善”意味着优化区域治理结构，实现京津冀区域的善治。从七个字的框架来看，在近几年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实施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能力、地位、身体、秩序、善良”五个字，而对“度”和“质”的关注相对不足且不系统。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中，要把全面提升地方质量放在中心目标或关键基础位置，实施区域整体质量战略。

为实施全面区域质量战略，京津冀地区应坚持全员、全要素、全过程、专职空协调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做四件事。

首先，把京津冀地区建成世界级的消费中心。非贸易商品的数量、类型和独特性日益决定了一个地方的魅力或竞争力。建议将消费提升到决定一个地方竞争力的战略高度，大力培育不同特色的智慧消费型城市、城镇、乡镇和村庄，使我区成为世界级消费型城市区域。

第二，纠正长期以来重视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而忽视消费性服务业的倾向。建议以旅游、休闲、医疗、教育、文化和创意服务为主导，大力发展包括个人服务和公共服务在内的消费服务，增加消费服务的数量、种类和独特性。

第三，大力改善自然和文化环境，建设多元化、包容、开放、美丽的京津冀地区。既要大力修复或改善生态环境，又要坚持世界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和高起点定位，创造历史，追求艺术精神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或管理不同尺度的建筑环境。

第四，全面提高京津冀的流动性。打造高敏捷性、高速度的移动京津冀。速度已经成为一个地方魅力或竞争力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例如，交通运输的速度，将新思想转化为产品的速度，以及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为什么好主意不在北京、上海、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而不是河北落户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河北省在将新思想转化为产品方面太慢了。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

黄群辉，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主任、研究员

京津冀的协调发展是处于不同工业化阶段的地区之间和经济现代化水平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协调。如果没有制度和机制上的重大创新，到2020年，任仲要真正实现“产业联动发展取得重大进展，缩小地区差距，初步形成互利共赢的协调发展新局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具体来说，无论是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对剩余产业的“去产能”，还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去库存化”，无论是利用金融创新来“去杠杆化”，还是从制度交易成本、劳动力成本、工业企业的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的“成本降低”，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补缺”，必须是我认为应该积极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推进三地产业对接和生态环境保护，最终构建新的产业生态系统。

中央政府应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大对河北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一，增加中央政府对河北的转移支付，并在具体操作中考虑提高增值税对河北的返还比例。二是建立京津向河北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考虑每年将新增金融资源的5%左右从京津转移到河北省。第三，跨区域分税制的建立和土地占用与补偿平衡制度的建设都倾向于河北。第四，供给要素市场建设向河北倾斜。这包括技术市场的建设。京津两地政府主要投资建立科技风险投资基金或技术交易市场，平等服务三地所有企业；在人才市场建设中，对在河北工作的人才采取更灵活的管理机制和更大的激励机制；在金融市场上，可以考虑三地联合投资成立京津冀区域开发银行，并在银行股份和配套项目上给予河北省相应的优惠待遇。

科学定位北京工业，保持稳定发展。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加速发展和工业一体化趋势的深化，工厂的形式日益多样化，不同行业的工业生产形式差异很大。工业生产价值链中的全球分工已经成为常态，新的产业形态不断涌现。工业可以是土地密集型、绿色高效的产业。因此，京津冀的协调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北京没有能力发展工业。

今后，北京的产业发展战略是直接关闭和淘汰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高污染、高排放产业，转移那些占地面积大、低端劳动力集中度高、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产业链环节。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实现剩余产业升级，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Aiji、净值、信息)，使北京的产业结构更加“精细化”。

京津冀协调发展应重视环境标准

左海聪，天津市建设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南开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环境保护标准差距很大。环境保护标准的差异有以下特点:第一，要实现三地标准的统一，天津和河北面临着巨大的环境保护压力。第二，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地方环境保护标准水平并不意味着北京、天津和河北处于下降的梯队。第三，近年来，河北省在环境保护行动中受到了沉重打击，取得了显著成效。

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环境保护标准的巨大立法差异，不仅会间接导致污染源或污染物的跨区域转移频繁，还会严重阻碍三地污染防治与监管的衔接，从而影响地区间环境权的公平享有。

在我看来，北京、天津和河北统一环保标准的困难和原因如下。

首先，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增加了统一环境保护标准的复杂性。北京、天津和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是三地难以统一环保标准的根本原因。

第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环境保护行动不能有效地联系起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选择、平衡和徘徊，使得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缓慢。公众的环境意识水平仍然不高，应该努力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

第三，缺乏必要的环境合作法律机制。首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是制定地方环境保护标准的主体。同时，三地环境决策机构没有形成规范的交流合作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缺乏有效的污染控制决策支持系统和合作平台，导致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制定过程中缺乏沟通和互动，标准建设差距明显且不均衡。

因此，京津冀环境保护标准的统一需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采取措施推进三地环境信息监测的一体化和公开化。

其次，在国务院环境保护部下设京津冀环境监察机构，对三地的环境保护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

同时，要建立环境保护定期检查制度，对污染行为和污染企业不留情，不留环境治理死角，保持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特别是要建立污染源动态数据库，完善“一厂一档”环境管理制度，加强科技执法手段。

第三，建立京津冀环境保护联合执法机制。特别是要统一执法标准和三地标准。执法标准和尺度的不一致很容易导致执法风险。京津冀各方应协商统一相关执法规章制度和管理措施，形成一致的执法标准和规模。

弥补“两个不足”，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武义青海经贸大学副校长、河北省民主建国会副主席、石家庄市CPPCC副主席、石家庄市民主建国会主席

京津冀地区极其特殊和复杂。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二是城市群内部发展极不平衡。从动态上看，河北与京津的发展差距过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因此，建议将“两个不足”拉长，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一个短板是西北生态保护区，特别是“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第一个缺点是，生态受益区和中央政府将进行生态补偿，共同建设和共享生态环境。

“西北生态保护区”的经济密度最低，仅为“中央核心功能区”的5.66%。目前仍有22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县，该地区是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持区的主体。因此，有必要加快生态扶贫。仅在贫困地区保护生态、发展生态经济不是生态扶贫。只有认识和界定生态环境支持区的生态价值，并由生态效益区和中央政府进行价值补偿，才能实现生态扶贫。生态扶贫不是慈善，而是合理的补偿。

第二个短板是南部功能拓展区。对于“南方功能开发区”，要加快培育新经济的增长极(爱吉、净值、信息)。

建设京津冀城市群，河北缺乏自己的战略支点。这个支点应该在哪里？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方面具有优势，拥有便利的机场、高速铁路和高速交通。石家庄应增强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建设现代化省会城市，努力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河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明确了空现代服务业的布局，强化了“一极”——石家庄是京津冀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世界屋脊”;打造“环”——首都周边的现代服务业集聚高地；提升“一带”——沿海现代服务业的提升带；推进“一区”——河北省中南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提升区域。

以京津冀协调发展为契机，石家庄应建成贸易便利、商业业态高端、功能完善、服务京津、辐射全国的现代商业物流中心城市，成为京津冀地区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旅游目的地。着力发展金融、商业、科技、会展、商贸、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高端服务业，提升健康养老、文化创意、休闲旅游、信息服务等特色服务业发展水平，发挥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带动作用。

此外，要努力打造“两个增长极”，一个是沿海开发区，另一个是京南示范区；重点培育“一村一村”，一是中关村科技创新高地，二是石家庄滹沱河北岸新经济发展高地。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避免加重马太效应，落入中低收入的陷阱，加重大城市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