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崛起背后的美国愤怒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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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是过去30年里分裂美国政治的最重要的政策争议。自里根以来，美国税收已经向右转，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将前20%的人口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2013年，前1%的人口与其他前20%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和税率也有很大的反差——前1%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前1%~5%人口的近5倍，而平均税率仅差8%。]

[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是提供社会福利，从而减少经济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就政府福利支出、福利待遇和人口覆盖率而言，美国的福利制度处于最底层。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美国的最低工资呈上升趋势，但在1970年代末开始全面下降，从10美元以上的最高水平降至1950年代初的7美元。在同一时期，法国的最低工资一直在上涨，涨幅超过四倍。]

今年的美国大选引发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全球辩论。关键是特朗普和桑德斯这两匹黑马赢得了美国人民意想不到的支持。桑德斯的社会主义主张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追随者，特朗普对政治规则的蔑视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的“糟糕”程度几乎超出了马克·吐温的想象，这让人们对美国社会的现状深感困惑。

大多数人习惯于关注候选人的个人特征以及这些特征所带来的戏剧性效果，而往往忽略了这些候选人背后的社会力量。但别忘了，在咆哮的特朗普和桑德斯背后，有一个愤怒的美国公众团体，这表明他们正在寻找愿意焦虑地表达自己要求的领导人。在这种需求的表达变得极其迫切的情况下，领导者自身的缺陷似乎不再重要。这在特朗普身上更加明显。

是什么让美国人民陷入这样的困境，并让特朗普这样的投机者如此接近白宫宝座？许多评论正确地指出了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对社会分化的影响。作者之前对此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政治极化背后的不平等是美国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但还有一个问题有待回答，那就是政治两极化和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国独有的问题？

欧洲视角下的美国疾病

对美国不平等原因的大量分析是基于经济考虑，主要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去工业化浪潮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增长、技术进步和教育(人力资源)变化。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贸易带来的市场扩张和技术进步给高学历的人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收入，扩大了能力和天赋的天然差异。特别是从比较竞争优势(爱情基础、净资产、信息)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更有利于高科技人才，这使得这一群体的收入增长远远高于服务于传统制造业的普通劳动者。这一论点背后的假设是，目前观察到的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新技术革命的产物。一段时间后，随着国际贸易“平等效应”的加深，更多的个人将从技术创新中受益，不平等也将下降。这条规则也被称为“点滴效应”。然而，根据这一说法，与美国有着相似资源禀赋和产业调整背景的西方发达国家在不平等方面应该经历类似的情况。然而，情况并非如此。

对比2007年和2013年西方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出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不平等在金融危机后继续加剧。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与其他国家相比，甚至与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英国相比，美国却恰恰相反？这显然很难用经济周期或技术进步等因素来解释。

让我们来看看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变化。图1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欧洲经历了类似的“大压缩时期”，前10%人口的收入比例一路下降；20世纪70年代后，不平等也加剧了。然而，欧洲的这种复苏趋势要比美国低得多。

从财产积累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与前10%还是前1%的人口相比，欧洲的财富积累在上世纪初都高于美国，但在70年代后却低于美国。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美国不平等

这些粗略的比较可以证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西方发达国家并不常见。这些国家和美国共享的资源禀赋以及全球化的结构性影响并没有给它们带来与美国相似的不平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如此。因此，用全球化、技术、教育和其他因素来解释美国的不平等是不可信的。合理的分析必须超越经济层面。作者试图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解释美国的严重不平等。

本文着重分析两种公共政策。第一是税法，第二是最低工资。

税法是过去30年里分裂美国政治的最重要的政策争议之一。自里根以来，美国税收已经向右转，这是不争的事实。1979年之前，前1%人口和几个高收入群体的平均税收超过45%。最高收入群体(前0.001%)的平均税率约为75%。在随后的30年里，这些群体的平均税率趋于一致，都降至40%左右，这几乎与其他群体的平均税率相同。最高组与最后四组之间的差异分别约为3%、7%、9%和11%；1970年，这些差距分别为39%、50%、53%和55%。应当指出，与前五个高收入群体的下降方向相反，自1970年代末以来，最低的三个群体的平均税收实际上有所增加。

将最高收入群体与其他收入群体进行比较，如表1所示，尽管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惊人，但他们之间的税率差距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与最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平均收入差距几乎是五到三倍，而他们的税率差距只有9%~14%。

如果将前20%的人口进一步细分，可以看出，2013年，前1%的人口与其他前20%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和税率也有很大的反差——前1%人口的平均收入是前1%~5%人口的近5倍，而平均税率仅差8%。

影响收入再分配的另一项重要政策是提供社会福利，从而减少经济不平等。在发达国家，就政府福利支出、福利待遇和人口覆盖率而言，美国的福利制度处于最底层。

虽然今天的美国人习惯于骄傲地认为低福利是美国文化提倡自由竞争的表现，但这种观点显然是反历史的。图2比较了美国和法国最低工资的历史趋势。与大多数其他福利制度相比，最低工资对经济不平等有更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对最低20%人口的收入。图2显示，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末，美国的最低工资呈上升趋势，但在1970年代末开始全面下降，从10美元以上的最高水平降至1950年代初的7美元。在同一时期，法国的最低工资一直在上涨，涨幅超过四倍。

税率和最低工资之间的比较表明，经济不平等在美国有着深刻的公共政策原因，这些原因基本上是地方性的，必须从美国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来理解。换句话说，杀死美国中产阶级的不是全球贸易或智能机器，而是制定公共政策的政治家。难怪在第一场辩论中，特朗普无情地问希拉里:“30多年了！你们华盛顿的政客吃什么？”这种极度的失望让特朗普和桑德斯获得了左翼和右翼阵营的大量支持。

至于为什么美国民主不能从政客和他们的有钱朋友手中拯救中产阶级，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这里，我只想强调，今天的美国大选是无法忍受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对这些背景缺乏了解将使我们盲目地把全球化、贸易和技术进步以及其他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因素视为不平等和社会动荡的罪魁祸首，并使真正的凶手更加肆无忌惮。特朗普推测了当前人们对反体制战略的不满，但反全球化的“特朗普总统”无法制定比他所谴责的华盛顿政客更好的公共政策来改变美国中产阶级的状况。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成员)

附表2013年每个人口的平均年收入和平均税率

平均年收入(千美元)平均税率(%)

最低收入20%8.33.3

低收入20%32.68.4

中等收入20%58.612.8

中高收入20%94.917.0

最高收入20%259.926.3

第20%~10%140.320.7

前10%~5%195.323.0

前5%~1%321.526.3

前1%1570.834.0

资料来源:pewresearchcenter，“美国中产阶级正在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