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政策将兼顾需求和供给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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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评论

周子勋

从八月到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如何？首次发布的官方和私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喜忧参半，表明国内制造业仍处于乐观的未来。令人高兴的是，财新7月采购经理人指数从上月的48.6%升至50.6%，这是17个月来首次超过繁荣线，跌幅达50%。令人担忧的是，7月份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为49.9%，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略低于临界点。

官方数据和财新指数呈现相反趋势的原因是，与专注于大企业的官方数据不同，财新pmi数据主要专注于中小企业。分析师警告称，财新数据的月度反弹并不证明中国经济已经企稳，下半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不能放松。据估计，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确保支出的强度；第二，实行减税和减费。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定和适度宽松，努力引导资金“从虚到实”。

回顾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民营企业不愿意投资融资，资金严重“脱离实际”，这是影响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势头的主要因素。

让我们先谈谈私人投资。当中国的经济增长压力增加时，占固定资产投资60%以上的私人投资的下降，是中国政府真正头疼的问题。私人投资下降的直接原因有很多，但关键原因是“双收缩”——市场环境萎缩和融资环境系统性萎缩。国务院召开了多次会议，发布了关于民间投资下降的文件，但情况仍未好转。近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等部门组建了7个监管小组，赴京、辽、皖、鲁、豫、鄂、青开展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监管。国务院派检查组到各地调查，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但民间投资下降是一系列因素的结果，发现问题并不意味着可以立即解决。如何寻求突破是关键。

据报道，在下一阶段，中国将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和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歧视，重点缓解融资困难的问题，有效地降低企业的成本负担，并推出一系列改善措施和具体政策，以应对目前下降的私人投资。

从稳定增长的角度来看，下半年，需求和供给都不应减少。中央政治局会议最近决定，一方面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提高供给水平，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扩大总需求的手段离不开投资，特别是在经济转型困难时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扩大财政政策和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是不可或缺的。然而，释放的投资增量必须指向实体经济。

事实上，这导致了第二个问题:资本是“脱离现实的”。由于前几年的投资泡沫、名义上的低效率资产和中国资产负债表上积累的巨额坏账，市场担心如果现在不处理好“僵尸企业”，中国经济可能会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一些分析师梳理了许多银行的年报，发现“信贷资产呈现进一步萎缩的趋势”，这在中小银行更为明显。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进一步下降，有些贷款甚至低于30%。由于优质信贷资产稀缺，银行不得不将大量资金配置到其他相对安全的资产上，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信托受益项目、银行间同业发行的理财产品以及债券市场上评级较高的债券，从而逐渐形成一个金融闭环，货币空转向现象越来越明显。长期以来，国内银行业一直提议加强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和独立性，以便将政府与企业、政府与银行、银行与企业分开。然而，实际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是近年来变得更加严重。央行此前的调查显示，国有商业银行至少30%的不良贷款是由各级政府干预造成的；另外30%的不良贷款是由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形成的。如果这种模式不改变，实体经济中的市场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市场风险，将更容易传染给银行，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系统性区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有一组数据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自从“超日债”违约打破了刚性支付以来，16家企业发行的25只债券出现了实质性违约，涉及金额超过400亿元。今年以来，10家企业发行的18只债券违约，违约金额达169亿元。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债券违约率接近60%，远远超过民营企业。截至今年上半年，银行间市场现有债务融资工具规模为9.3万亿元，今年迎来集中赎回高峰期，约有4.45万亿元到期赎回。今年下半年，债券市场将面临更大的赎回压力和再融资压力。正如学者们对宋佐所说，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困难和风险是由巨额债务膨胀和信贷膨胀造成的各种风险。截至6月底，中国非金融企业负债总额已达114万亿元。信贷增长不仅导致货币信贷效应越来越低(推动1元gdp至少需要5元信贷)，还带来严重的银行体系风险(二季度末不良贷款率达到1.81%)。

为此，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抑制资产泡沫”是有效防范和化解潜在金融风险的第一要务。其中，房地产泡沫被认为是中央政府“抑制资产泡沫”的重点对象。未来，围绕住房抵押贷款利率、首付比例、土地价格，甚至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关键将是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政策。降低企业资本成本也是“抑制资产泡沫”的一项关键工作。在最近与世界银行行长举行的“1+6圆桌对话”上，李克强总理提出“采取多种措施，积极稳妥地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这被认为是推动企业“去杠杆化”、“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政策方向。可以预见，围绕这项工作，中央政府将出台更多的政策措施，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减轻宏观税负，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压力，从而使企业更具活力。此外，围绕高杠杆和债务违约问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表示，政府财政不会轻易见底。“一些企业有高额债务和违约，但不存在系统性风险。政府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防范一些规模太大而不能倒闭的机构的风险。”这揭示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政策理念:今后将允许更多的国有企业违约，这有利于打破市场“刚性赎回”思维的惯性，培养市场风险意识，建立更加成熟的债券市场。

简而言之，在中国经济“脱离现实”并需要继续“去杠杆化和挤压泡沫”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政策将关注扩大需求和供给方结构改革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