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勒曼经济学”的光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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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基于王国长治久安之计，出台名曰“2030愿景”的经济改革十五年计划，旨在实施一系列经济政策，切断“石油财政”—“公费开支”—“全民福利”—“经济增长”的以前传下来模式，实现经济脱胎换骨及可持续增长，提高经济安全系数，推动沙特步入“稳健经济”新常态。 理世不必一其道，便国不必法古。此项改革计划宏伟、力度极大，刮骨疗毒、影响空前，堪称沙特版“经济新政”。如改革深化如愿，势将导致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经济的一点深层次、趋势性变化。届时，沙特将不再仅限于扮演国际油价风向标的角色，而将成为中东经济走势甚或改革动向的晴雨表。 缘于此，这套改革方案被提上“萨勒曼经济学”的高度，广受经济界研讨及判断。应该承认，萨勒曼提出的改革目标，堪称各个方面、深层次；其点睛之笔在于引进外资、殖产兴业，升级产业结构；多种经营、逐利国际金融，推进经济结构多元化；培植市场、将私营部门的国民经济占比从40%提升至60%；开源节流，保持经济“脱石油”增长。 沙特即将启动或已在施行的政策，包括发行公共债券或向国际银团贷款，用于扩大投资，增加财政收入；推动国营沙美石油企业上市，扩大主权财富基金规模，用以大规模国外收购与投资；扶植采矿、军工、教育、旅游、地产等非油气产业；加大城市建设，以处理就业、住房、供水、健康等民生问题。 “萨勒曼经济学”的出台有其紧迫性及必然性。紧迫性在于油价暴跌、外储缩水，军费猛增、入不敷出，“石油财政”难以为继；必然性则缘于“从摇篮到墓地”的社会保障因资金渐趋枯竭而难以为继。据预测，沙特年财赤将达900多亿美元；经济增长率略高于2%。这些现象加深了沙特上层对身患“荷兰病”“希腊病”而沉疴不起的忧患。 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沙特1970年“一五”快速发展规划曾半途而废，而今改革路上的暗礁、深坑依然存在；昔日靠山美欧已无力维持中东地区资本积累的条件及秩序。沙勒曼副王储掌握经济命脉，作为“拓荒者”，直面国内政治、经济结构中的深层障碍，免不了披荆斩棘，开路搭桥。此番经济改革如同一场押上所有身家的“豪赌”，担子重，输不起。 首先，“萨勒曼经济学”乃沙特高层自上而下、强力推进的改革措施，但国家上层建筑对快速发展“后石油经济”尚无成熟配套的法律、政策服务体系制度。换言之，政府机构积弊丛生，难以认知、适应、引领沙特经济新走势；相反，“石油经济”体制下的制度惰性，构成产业结构升级的羁绊。 其次，沙特力推“后石油经济”，构建非油气关联产业，实质是主动参与国际分工，“被卷入”全球性商业竞争和好处分配。商场如战场的严峻形势，倒逼其全面加强价钱与非价钱竞争力，以跨越“全球化陷阱”。但几十年“石油经济”“腌制”的高福利、超花费习性，致其难以迅速提高竞争力。 再次，沙特贸易、金融高度依附西方经济体系，如美国是其第一大贸易伙伴；沙特主权财富基金的大部分资金，亦投向西方的股票、债券市场；石油与石油美元的“大出”，与武器装备、工程项目的“大进”，构成对西方的一头沉。而今欲对军火贸易实施进口替代，势必触动西方难以让利的近千亿美元奶酪。 可见，“萨勒曼经济学”光影交集，机遇与风险并存。要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凡事当以固本为先，务末次之；即拽住矛盾的首要方面，趋利避害、抓纲代目，临利害之际不失故常，成功在一再。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前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