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融入“一带一路”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双极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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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不仅要通过“空、铁路、公共、水路”与周边地区和国外建立交通运输通道，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还要通过这些交通线路给沿线地区和国外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9月6日，笛声响起，载有41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容-欧洲高速铁路离开成都柏青河，离开新疆霍尔果斯港，途经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国，10多天后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这不仅标志着成都规划已久的“成都-欧洲+”南线正式开通，也意味着欧亚板块一体化的步伐越来越坚实，“一带一路”正成为亚欧经济合作深化的保障。

在过去的三年里，“一带一路”的建设从无到有，从点到点，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展和成就: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建设；与沿线3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与20多个国家开展国际能力合作；以AIIB和丝绸之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继续深化...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经济开放与合作能否成为未来世界发展的主题？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高柏在接受《全国商报》(以下简称《商报》)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不仅开启了中国的西部大开发之门，也将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过去的“单极驱动”模式转变为“双极驱动”。广阔的西部地区迎来了新的机遇，成都在区位、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上具有很大优势。

优秀的球员寻求潜力。高柏建议，成都应充分发挥其区域带动能力，利用成都至欧洲高速铁路，利用“成都至欧洲加”战略，提升其作为西部门户的作用。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结合，成都的经济增长活力将进一步释放，为中国建立“两极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帮助。

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建设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爱记、净值、信息)

NBD: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项倡议构成了“一带一路”战略。在你看来，中国为什么要建设一个“一带一路”？

高柏:我想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已经从最初的倡议升级为国家战略，这表明中国将调动大量资源来实现这一目标。措辞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的决心。

我认为，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的第一个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接受中国出口的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严重萎缩，这就要求中国开拓新的市场。此外，自今年初以来，世界上出现了全球化逆转的迹象，如英国的“英国退出欧盟”和美国大选中的反自由贸易言论。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一带一路”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中国需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以避免自由贸易被保护主义所取代，从而避免全球化的逆转。

Nbd:在过去的三年里，“一带一路”的建设从无到有，成绩斐然。在你看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战略有什么期望？

高柏:首先，土地权被用来对冲海权。土地权利和海洋权利有什么区别？

根据西方基于地缘政治的传统理解，海上力量意味着在必要时用军事力量专门控制海上通道，但陆上力量并不意味着这一点。我们谈到的土地权利是基于地缘经济的概念。它从双赢的角度看待问题，认为各国的利益可以重叠，我们可以在重叠部分进行合作，这就是所谓双赢的基础。我们现在所说的土地权，基本上是把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我认为，中国通过促进欧亚经济一体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这对维护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Nbd:按照发展土地权利的理念，“一带一路”能给远离海洋的中国西部内陆带来什么变化？

高柏:在我看来，“一带一路”对国内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直接意义，就是把过去只依靠沿海地区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发展的“单极驱动”转变为“双极驱动”。

什么是双极驱动？一方面，东海岸通过亚太地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向西开放，把整个欧亚大陆作为战略后方，为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打开大门。这样，我们就有动力推动中国东西部的经济发展。

应该强调的是，这里的西部开放不是东部经济发展的自然延伸，也不是单纯为了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一带一路”给了西部发展一个新的视角，西部从原来的后方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东西方的开放和经济合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成都的角色:西部开放的新边疆“盆地枷锁”不复存在

成都是西部的核心城市，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处。近年来，成都一直倾向于一系列国家战略政策。为什么？

高柏:现在中国正在向西部开放，成都的位置将会变得非常有利，从前后方到前方。这种改变是一个从头开始的过程。

由于过去西方没有这种做法，因此有必要通过中心城市发挥引擎的作用，以推动整个地区的发展。然而，除了成都，很难找到一个大城市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大的经济足以辐射到外围，成为现代制造业中心。因此，成都需要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

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背景下，所谓的“西部命运”和“盆地枷锁”都不复存在。由于国家对成都角色的承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必然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国家发展局:今年4月国务院批准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应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成都还明确表示，当前和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机会本身也是一种挑战。新的定位对成都意味着什么？

高柏:我认为成都必须首先跳出一个城市的视角，也就是说，必须从国家战略的整体角度来看待成都应该发挥的作用。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如果有一个中心城市，就没有外围辐射；有一扇门通向西方，但门里面没有战略深度；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拥有一个交通枢纽是没有意义的。要讨论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我们不仅要看成都自身的发展机遇，还要看它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和国际象棋比赛中的作用。

此外，作为国家的中心城市，成都被国家要求承担起国家总体战略的责任，创造新的局面。成都应该做的是大胆探索，走在全国的前列。当这一探索对整个国家显示出整体意义时，国家将给予相应的政策。过去，在中国最成功的城市，情况并非如此。

门户对接:与“走出去”和“引进来”并行，是建立对外战略支点的关键

Nbd:不久前，成都市发布了《成都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进企业“走出去”的五年(2016-2020)行动计划》，提出到“十三五”末，成都将基本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走出去”的门户城市。你如何评价这项倡议？

高柏:既然国家给了成都一个伟大的使命，成都当然需要走出去，发展对外合作。我认为蓉欧战略是成都融入一带一路的最佳切入点。当然，我们不仅需要一个门户，而且我们还需要一个可以在另一端连接成都的门户。只有通过两个门户之间的互动,“一带一路”战略才能站稳脚跟，它也不会成为空.的一座城堡

这个入口在哪里？从现在开始，波兰第二大城市罗兹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相对而言，波兰在欧盟成员国中发展缓慢，而罗兹不是波兰的头号经济中心，那么为什么选择这里呢？

我认为我们仍处于战略设计阶段。成都企业要想“走出去”，必须先投资。他们应该在哪里投资？投什么票？波兰和罗兹可以成为我们海外投资的目的地。一个细节是，中欧和东欧近年来已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经常访问的地方。原因是这些地方也希望得到中国的投资来弥补他们资金的不足。

为什么我们需要海外战略支点？这可以从成都对中国的意义上理解。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成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成都不仅要通过“空、铁路、公共、水路”与周边地区和国外建立交通运输通道，为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还要通过这些交通线路给沿线地区和国外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同样，与成都有交通联系的外国城市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城市。他们还应该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通过与成都的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以蓉欧高速铁路为代表的陆路运输与海上运输有着显著的区别。通常情况下，装载船与沿途国家关系不大。然而，陆路运输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密切相关。这不仅显示了发展中的土地权利和海洋权利之间的差异，也显示了成都-欧洲快速铁路的巨大潜力。

Nbd:在对外贸易和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引进来”。我们应该如何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

高柏:事实上，当我们谈论门户网站对接时，我们已经指的是“走出去”和“引进来”。作为对接城市，罗兹不仅是“一带一路”战略中互联互通的对象，也是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的对象。如果我们只将货物运输到罗兹，并通过其作为货物配送中心的角色在欧洲配送货物，其余的将完全听天由命，这将无法解决退货运输的问题。

如果你想退货，你必须让当地人尽最大努力为中国收集货物。在这里，一方是了解中国市场需求的中国商人，另一方是了解当地物流情况和供应渠道的当地商人。通过投资当地并占领“桥头堡”，我们可以将它作为收集信息和整合两种资源的平台。同时，可以通过合资或长期稳定的合作，将国外商业或物流行业带到成都，使双方都能找到利润点。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结合，成都将充分发挥成欧快速铁路的作用，从而帮助中国经济发展。

人/事/简单/界面

高柏，北京大学学士和硕士，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高铁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社会学、国际政治与全球化、比较政治经济学和比较历史社会学。他著有《高速铁路与21世纪中国的大战略》、《向西开放:亚欧经济一体化与中国的国际战略对冲》等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