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贸再抉择

本篇文章4827字，读完约12分钟

根据海关发布的最新数据，尽管中国9月份进口同比增长2.2%，但出口同比大幅萎缩5.6%。受此影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9%，其中出口下降1.6%，进口下降2.3%。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的外贸进出口仍然是负增长。这种进出口的长期萎缩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其背后无疑有一个值得分析的原因。

“反全球化”

在此前将2016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预测从3.9%下调至2.8%的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wto)在最新的《世界贸易展望》报告中将该指数从2.8%下调至1.7%，并指出今年全球贸易增长率将连续第五年放缓，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时期。显然，中国对外贸易的持续疲软是在国际贸易普遍陷入深度萧条的背景下发生的，而造成这种暗淡背景的力量无疑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和迟缓。

自今年年初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连续两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最低为2.8%。对于不同的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美国经济今年预计仅增长1.6%，欧元区增长1.7%，日本增长0.5%；同时，在脱离欧盟的影响下，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至1.8%。此外，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降至6.6%，巴西和俄罗斯很难摆脱衰退的阴影。受经济增长放缓的制约，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今年连续数月进出口出现负增长，新兴市场的印度外贸连续21个月出现负增长，中国也未能幸免。

然而，在关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国际贸易造成的巨大约束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关注人为的“反全球化”行为对世界贸易的无形约束和孤立。由于多哈回合的停滞，世界各地不同的经济体选择建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到目前为止，有多达277个自由贸易协定在世贸组织备案。尽管自由贸易协定确实在其自身范围内促进了区域内生产和供应链的一体化，但这种分散的区域贸易模式也导致了大量的贸易转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的分裂。

与贸易的“碎片化”并行的是，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根据世贸组织的统计报告，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只有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了1583项贸易限制；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警报显示，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仅去年一年就采取了90项，平均每四天就采取一项。

必须承认，在过去30年里，依靠全球化，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但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财富的均衡分配。80%的发展中国家、80%的中小企业、80%的妇女和年轻人没有参与全球化，他们自然没有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大型企业集团和中小型企业之间，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世界上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大约0.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6的危险线。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人民支持英国退出欧盟，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和欧洲国家的人走上街头反对加入跨大西洋(600558，购买)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不仅主张降低贸易自由化程度，还提议对中国和墨西哥征收高关税，而2017年法国总统选举的竞争对手也主张保护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全球化情绪不断增强，全球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压力越来越大。

最大的受害者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从2009年到2015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超过25%，中国在世界上的出口份额已经上升到13.8%。然而，需要面对的严峻事实是，在当今的国际贸易环境中，一个国家的进出口交易量越大，“反全球化”的干扰和影响就越严重，最终造成的损害也就越深。

研究发现，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次是美国和日本，接着是东盟和非洲。除了非洲国家，其他与中国有着巨大和频繁贸易的经济体也在积极部署自由贸易协定。因此，在许多自由贸易协定的贸易转移效应的压力下，tpp和ttip是中国面临的较大的挤出效应。事实上，ttpp和tpp对贸易自由化都有不同的要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遏制中国。Ttip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高度自由化为堡垒的市场准入壁垒，使中国和其他国家无法加入，因为它们无法以大规模互惠的方式开放国内市场，而且它们在新规则中没有发言权，从而孤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扩大。Tpp是美国“重返亚洲”，巩固其在亚太地区制定贸易规则的权利，同时直接压制中国崛起的核心支柱。这样，tpp和ttip实际上形成了在贸易中压制和排挤中国的两翼。此外，随着克林顿时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产生，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的一揽子经济贸易和全面限制的格局。

必须强调的是，尽管tpp可能因政治变化而搁浅在美国，而且ttip因欧洲原因而陷入尴尬境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新领导人在未来就职后会转向中国，也不排除美国和欧洲会选择其他形式的跨地区合作。最后，一系列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产品反倾销的双簧闹剧仍将频繁上演。只要欧洲和美国达成某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它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和许多亚洲小国的替代意识将会大大增强。

当然，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笼罩着中国的对外贸易。由于高端领域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从互补走向重叠甚至重叠，低端轻纺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更加激烈，中国承受的双向贸易摩擦日益增加。据商务部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已遭受20个国家(地区)发起的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达103亿美元，案件数量增长49%，涉案金额增长94%。中国连续21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10年成为世界上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重要的是，尽管经常使用关税和反倾销等传统贸易制裁，但为了避免贸易报复，许多国家有意识地将保护主义渗透到技术贸易中，如法规、标准、政府采购和合格评定程序，这实际上增加了对华外贸成本。例如，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了17起“337调查”，欧盟也发布了一项修正案，以达到相关规定，从而禁止npeo含量超过0.01%的纺织品进入欧盟市场。这两个国家设置的技术壁垒对中国的钢铁和服装出口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再次选择

根据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今年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值分别下降了7.2%、6.3%和8.3%；第二季，进出口货值分别下跌百分之零点二及百分之一点三，而出口货值则上升百分之零点六；第三季，进出口货值、出口货值及进口货值分别上升百分之一点一、百分之零点四及百分之二点一。中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稳定和逐季度改善的趋势，无论是进口贸易还是出口贸易，中国的得分都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作为世界上主要的进口国和出口国，中国在全球贸易市场上扮演的角色不可低估。因此，无论是为了维护国际贸易的稳定，还是为了进一步繁荣进出口格局，面对“反全球化”的压力，中国都不能简单地让步，而应该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展示高超的协调能力和应变智慧。

首先，基于国际贸易竞争的结果最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这一事实，并基于供应方改革，中国企业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快中国转型升级的步伐(爱吉、净值、信息)。一方面，要积极面对国际市场消费需求，改善供给结构，建立适应需求的供给体系，包括提高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开发和实施众包设计开发和网络化制造等新模式，鼓励和引导全球消费者参与R&D和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促进消费者需求反应的内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制定一批强制性国家标准，提高国内消费品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推动实现国内外产品“一条线、同一个标准、同一个质量”，同时建立企业标准领导体系。此外，要引导企业增强质量意识、品牌意识和营销意识，提升创业精神和工艺水平，实施精细化质量管理，提升中国产品的国际形象。

其次，基于自由贸易区的趋势不可逆转的逻辑，中国除了积极参与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外，还应该关注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自由贸易区蓝皮书:中国自由贸易区发展报告(2016)》，在中国20个有效的自由贸易区贸易伙伴中，只有印度尼西亚和瑞士在世界gdp排名中位居前20位，排名相对较低。由此可见，中国现有自贸区“朋友圈”辐射的市场规模明显较小，投资和服务贸易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明显不足，更难以与新的国际标准和规则有效接轨。因此，除了将自贸区建设与推进11个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相互呼应的开放体系，深化国内改革以满足高标准国际开放规则的要求外，鉴于ttip搁浅后欧洲国家在贸易方向上可能“向东看”的趋势，中方应加快中英自贸区谈判进程，明确趋势，积极寻求扩大与欧盟的合作

在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上，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三边商品贸易和投资纳入谈判篮子解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加快磋商的步伐，以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争取在今年年底如期着陆。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寻求“10+1”3.0的升级版本；鉴于《中美投资协定》可能在tpp和rcep之间起到润滑剂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中国倡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理念，中国应努力加快《中美投资协定》的早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美投资贸易协定》的顺利契机，进而启动中美自由贸易区的步伐。

第三，基于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比重的上升趋势，中国应尽一切努力扩大服务贸易的能源半径。五年前，全球服务贸易仅为1.44万亿美元。今天，这一规模已经扩大到56万亿美元，在全球商品贸易的增长中，服务贸易的比重超过了商品贸易的比重；与此同时，在过去的五年中，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和货物贸易的增长速度，因此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现在已经上升到22.2%。显然，与全球趋势同步，在国际货物贸易领域长袖善舞的中国，应该在服务贸易领域得到深入培养。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629.6亿美元，是10年前的18倍；此外，中国服务贸易目前仅占18%，比全球平均水平低4.2个百分点。因此，无论是平衡商品贸易账户、避免贸易摩擦还是提升出口水平，中国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一方面，要加大中国服务业的开放力度，消除垄断，放松各种不必要的管制，释放更多的社会资本空间。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在七个自由贸易区探索“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开放模式，打破服务贸易的创业权、人员流动和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在服务产业半径的向外延伸中，应发展一般服务贸易、离岸服务外包、边境服务贸易和海外分支机构服务销售，同时，不断创新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模式，重点加大边境服务贸易政策创新力度，利用毗邻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边境优势，发展旅游、配送、医疗、娱乐等领域的“飞地型”服务贸易。此外，要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加快油气管道、电网、信息网络等关键基础设施沿主导道路的无缝连接，开辟陆、海、空.贸易、物流、人流和信息流通道

最后，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各种贸易力量的重组力度加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多的主动权。正如世贸组织最新报告所指出的，全球贸易已经连续五年处于低于3%的低速增长困境。国际贸易规则和贸易关系的急剧调整以及全球贸易秩序的重建是世界贸易显著起伏的背后原因。在这一调整和重建过程中，全球化的协调治理明显跟不上，如世贸组织功能的衰退和多哈回合的反复波折。因此，一方面，中国应利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平台和机制获得更多话语权，积极寻求与各国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同时推进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设。联合起来创建一个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经济体；另一方面，在AIIB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帮助下，我们应加强与国际基金合作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层合作，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经济转型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