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露：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矛盾需关注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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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指出，中长期来看，要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必须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国际协调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19日在首届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就必须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国际协调作用。

全文如下: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有八年，危机带来的影响和深远影响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普遍判断。同时，危机的爆发也暴露出主流经济理论和研究范式的缺陷。宏观经济研究的困境促进了发达经济体经济学家的集体反思。这种反思是多层面和持续的，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总而言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应将金融因素系统地引入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之前，在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中，金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来表达的，但并没有作为内生变量系统地纳入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金融因素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危机过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发现，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动力和机制有着重要的影响。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需要在全面融入内生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系统重构，形成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金融、实体经济和政策之间的逻辑自洽和互动。目前，利用金融加速器效应或抵押品约束框架将金融因素和金融周期嵌入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经济协会在2016年将克拉克奖授予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索内科沃。Sannekovo教授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是2014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金融部门宏观经济模型介绍》。这篇文章是原创的。

第二，注意微观经济主体的异质性。在危机之前，宏观经济模型通常假设有一个单一的代表性主体，其行为可以代表家庭部门或企业部门的所有主体(家庭或企业)。当然，这主要是为了建模和数学推导的需要。然而，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是不同的，生产者是不同的，面对同样的冲击，不同经济实体的表现也是不同的，这表明当前宏观经济模型的微观基础存在一定的缺陷。最新研究表明，放松经济主体的同质性假设，引入微观主体的异质性行为及其对总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有助于解释此次大衰退的持续性和之后的缓慢复苏，并更好地理解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果。

第三，注重宏观审慎。宏观审慎不是一个新概念。国际清算银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宏观审慎的概念。自当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并不意味着体系是稳定的。应当从宏观和反周期的角度使用审慎的政策工具，以有效预防和解决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维护整体金融稳定。宏观审慎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制度安排、工具运用、传导机制和政策评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同时，如何为宏观审慎管理设定可量化且易于操作的政策目标，以及如何发挥市场沟通策略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第四，积极探索新的全球化理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到普里比什和沃伦斯坦，再到吉登斯和福山，全球化一直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学术界在充分肯定全球化在促进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当前全球化模式的负面效应，如由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扩大、跨境风险大规模传导等。特别是近年来，全球化进程曲折，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等反全球化势力抬头。学者们开始反思当前的全球化理论，试图用新的分析框架构建新的或下一代全球化理论，寻找新的思路和新的驱动力(Aiji、净值、信息)，以促进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和相互合作、共同建设、共享的理念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参与，这将为新全球化理论的构建提供新的思想动力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可以说，我国学术界与国外同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我们完全有可能用本土智慧提出一种新的全球化理论。

因为今天是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也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主要想谈谈我对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个人看法。

自当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这有着非常深刻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当前危机爆发以来，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面对百年一遇的危机，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在今年9月举行的20国集团(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中国充分发挥东道国优势，把握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围绕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提高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效率、加强国际贸易和投资等一系列关键问题展开讨论，形成了一系列开拓性、先导性和体制性成果，推动了20国集团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丰富的政策实践为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研究非常活跃，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首先，政策溢出分析已经从单向维度转变为双向维度。过去，宏观经济政策溢出分析的对象是发达经济体，特别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重点是溢出效应。一些新的文献研究发现，在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如果新兴经济体因外部政策负面溢出效应的影响而引发市场动荡和金融不稳定，它们也可能通过跨资产和跨市场的方式影响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这就是所谓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的存在以及溢出效应与溢出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表明，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内需求，还要考虑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反射效应。这突出表明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其次，对政策溢出影响渠道的分析更加注重预期因素。过去，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渠道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贸易、投资、资产组合和跨境资本流动等实质性因素上，而对预期等非实质性因素关注甚少。此次危机表明，政策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预期渠道自我实现的，市场信心是自我实现机制中的关键变量。也就是说，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保持健康，外部事件也有可能影响国内市场参与者的信心，进而陷入压力困境。由于预期渠道和信心渠道的作用，宏观经济和金融风险的跨境传导速度不仅比传统渠道快得多，而且更难预测。研究表明，自当前危机以来，预期的渠道影响约占金融市场总波动的70%。这就对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及时性、透明度和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重大冲击，各国政策当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向外界传递清晰一致的信息，增强市场信心，有效阻断危机的自我实现机制。

第三，对政策协调的方式和内容的研究正在扩大。以往对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上，尤其是危机期间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一方面，自危机爆发以来，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推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超主权货币体系和区域金融合作已成为研究热点。今年10月，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这被普遍认为是人民币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历史性里程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进一步将其研究视角扩展到财政政策、结构改革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等领域更为困难的国际协调问题。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特别是结构性矛盾，需要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国际协调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总需求疲软、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各国仍需同舟共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金融稳定。从宏观研究的角度来看，仍有一系列问题等待研究者去解决，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政策实践提供指导。比如，如何创新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机制和方式，建立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和成本分担机制。另一个例子是如何应对全球经济趋势的差异给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带来的挑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处于大致相同的经济和政策周期时，或者当它们面临的共同挑战更加突出时，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难度相对较低，协调的效率和有效性相对较高；相反，困难增加了。当前全球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趋势和政策取向正在分化，各国内部的政策制定趋势正在上升。巩固和提高各国政策协调的积极性，扩大政策协调范围，面临新的挑战。

综上所述，现有宏观理论研究的不足和政策实践提出的新命题，对研究者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长期以来，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经济学界立足中国实际，密切关注国际经济金融理论研究前沿，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央行研究团队愿与学术界同仁一道，加强对世界经济金融理论问题和政策实践问题的研究，共同推动中国经济金融学术繁荣，更好地为党中央决策服务。

最后，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祝中国国际金融学院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