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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央政府提出“供方结构改革”和“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短板”五大任务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与所有改革一样,供给方结构改革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各种曲折,这也将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11月17日召开的“财经2017年年会:预测与策略”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李阳强调,供给方的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市场手段来完成,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调整。
李阳表示,目前,各界关注的高杠杆率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政府杠杆率普遍不高。目前,民营企业去杠杆化基本完成,但国有企业去杠杆化仍在继续。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李阳建议,对于政府机构经营的企业及其财务行为应该有一个特殊的债务管理方法。
在房地产去库存化方面,前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财政与经济联合研究所所长许善达表示,根据总量来计算去库存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二线城市的去库存化压力不大,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过剩更为严重。如果你只注意总量,而不分析结构关系,去库存效应将不同于预期。”许善达说道。
与此同时,与会专家也提到了社会保障缴费率高的问题,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限制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认为,社保高缴费率是历史遗留问题,有必要厘清责任界限。社会保障改革也与正在进行的供应方结构改革密切相关。在促进去能力和供应方结构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工作人员安置问题。如果涉及的员工找不到新的工作,他们应该由社保承担,但目前的社保显然没有能力承担。许善达建议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会保障,以妥善解决职工安置问题,消除对顺利推进去产能和供方结构改革的担忧。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面临“风险三角”困境:首先,生产率正在下降;第二,杠杆率正在上升;第三,宏观经济政策的空效应明显缩小。黄强调,依靠周期性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非常困难,结构性改革是走出当前困境的必由之路。
关于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应该有一个下限和上限,下限为6.2%,上限为6.7%。
“如果经济增长率突破6.2%的下限,就意味着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就会出现周期性失业,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关于为什么设定经济增长上限,蔡芳说,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是发展阶段的变化,不是周期性变化。现在各方都意识到中国经济放缓的主要原因在于供应方面。为了通过改善增长函数来实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将是健康的和可持续的。因此,为了设定上限而不突破上限要求,宏观政策必须稳定在当前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上。
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玉东表示,近期人民币贬值与美元走强基本一致。随着中国参照一篮子货币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保持相对稳定,美元指数走强是正常的。姚玉东预测,美元指数正处于“脆弱”和强势阶段,几乎处于顶部。人民币对美元不会长期贬值。如果英镑和日元反弹,人民币将对美元升值。在英国退出欧盟和日本负利率的环境下,人民币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的资产。
标题:专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靠市场机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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