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学术恩怨未了 林毅夫张维迎再次激辩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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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应该根据实践和历史来判断，但是我们应该向两位独立思考的学者致敬。这场辩论反映了对学术的尊重和独立思考的价值]

经济学家与张之间长达21年的学术争论再次激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辩论场上，两人以针锋相对的方式相互争斗，他们一度面红耳赤，观众不断鼓掌。主持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多次感叹:“做这样的主持人不容易。”在三个小时的辩论中，林和张就产业政策的定义、有效市场和有前途的政府、企业家精神、创新是否可以预见以及政府是否可以决定比较优势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聚焦产业政策

辩论地点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万中大楼。在辩论开始之前，他们的座位之间只有一条过道。和张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相互握了握手，笑了笑，这可能表明这是一场友好的学术辩论。

林毅夫在开幕词中说:“我们是30多年的老朋友，秉承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和国家发展的责任感，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两个可以说是不同而和谐的。"

与张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对产业政策的肯定与否定。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只有通过产业政策才能取得成功，而“有希望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张说，产业政策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阻碍了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在开场40分钟的发言中详细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的确是走向市场，但中国改革和转型的成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政府应该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补贴他们。政府可以帮助企业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林毅夫特别强调，很多人认为“谈政府”意味着市场不重要，不重视市场建设，这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变化的过程，那些只强调市场建设的政策建议是不够的。他需要市场和政府。

后来，张开始讲课时，他炮轰的观点，认为一方面强调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轻描淡写政府失灵。在林毅夫的理论中，政府官员无所不能，无所不能，自私自利，专门为他人谋利，却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政府官员比私营企业主更有能力判断未来，做出明智的决策。

林毅夫认为，虽然许多产业政策失败了，但不能认为政府不能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关键不在于是否采取产业政策，而在于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对此，张表示，这一观点与上个世纪讨论计划经济时的观点非常相似，不是因为计划经济本身不好，而是因为它做得不好。我希望工业政策失败的两个原因，“无知和无耻”能够使林毅夫相信，林毅夫所希望的正确的工业政策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前院长卓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场争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是，林认为政府可以确定比较优势，然后制定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张认为，比较优势不是唯一的，它是可以创造的，而且它会改变。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所以这需要企业家的创新，而企业家的创新从来不是按照产业政策来进行的。

在创新是否可预见的问题上，张认为，所有通过创新获得成功的新企业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创新的过程充满了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为新产业和创新制定任何计划，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经济实验的自由，而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将自己锁定在预定的道路上。此外，他没有忘记嘲笑林毅夫。义夫回家后，买了四个带配额的电风扇。当时，他根本不认为他将来可以使用空钥匙。这句话让所有的观众都笑了。

对于林毅夫提出的“没有政府协调，市场就会失灵”的观点，张认为误解了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所谓的市场失灵只是市场失衡的表现，即套利机会。企业家的重要作用是发现市场的不平衡，然后进行套利，使市场趋于平衡。

卓告诉记者，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政府是理性的、科学的，所以它不仅可以知道比较优势，还可以科学地制定产业政策。所有失败的产业政策都是因为没有遵循它们。张认为，无知和无耻导致信念，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张认为，政府有很大的非理性。

林毅夫在结束语中说，他希望为政府提供一个框架，在追求自身目标的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带来进步和繁荣。张说，政府在市场中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现有的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包括垄断导致的失灵、外部性导致的失灵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失灵，与市场失灵无关。

华东科技大学教授傅玉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没有人反对政府干预，尤其是在市场失灵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从要素投入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以及此前确立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应该与时俱进，做出相应的调整。逐步退出选择性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功能性政策的作用，特别是向市场密集型政策过渡。

辩论结束后，两人再次微笑着握手，持续了几十秒钟。也把张搂在的肩膀上，低声说了几句，仿佛刚才的脸红从来没有发生过。

长达21年的辩论

和张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教授。林毅夫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张1997年离开ccer，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2014年底返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学院。

在美国学习期间，林毅夫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的学生。舒尔茨的研究领域是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张早年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早年在英国研究企业理论和博弈论，后来对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

张说，他们关于产业政策的分歧实际上是关于两种不同的市场理论范式的分歧，相信“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他相信“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新古典范式是“设计范式”，米塞斯-哈耶克范式是“进化范式”。

今年8月25日，张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要失败》的演讲。后来，写了《经济发展只有靠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反对张·的观点。随后，抛出《产业政策四大失误》予以回应，以《所谓四大问题回应》将“市场”与“政府”孰优孰劣的产业政策必要性之争推向高潮。

林和张之间的纠纷甚至惊动了国家发改委。9月14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言人赵晨曦表示，世界各国确实都在运用产业政策，并通过产业政策在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确实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晨曦还说:“我们现有的产业政策确实与新常态不相适应，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有必要通过相关调整使这些政策适应新常态的需要。”一方面，他肯定了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了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产业政策存废之争仍是与张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之争的继续。在过去的21年里，他们见过三次面。

1995年，与张就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展开了一场争论。张认为，国有企业的放纵是由国有体制的产权安排造成的，唯一的出路是把国有变成非国有；林毅夫批判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产权改革”的观点，主张剥离国有企业的战略和社会政策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4年，和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发表了看法。林毅夫认为，只要我们沿着目前的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再增长二三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到2030年，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肯定会超过美国。张担心，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将使中国企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2014年，张、、再次就“政府定位与后发优势”展开辩论。张认为，没有国家和政府的参与，市场可能会变得更好，而如果政府不退出市场，后发优势就会变成后发劣势。林毅夫强调，后发展国家需要政府发现和支持企业的比较优势，否则它们将是无效的市场。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潘和林认为，关于中国产业政策取向的讨论不应指向“节废之争”，而应由干预市场、限制竞争的“政府直接干预型”转向放松微观监管、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健康的市场与政府关系等“市场强化型”，这也是张与此次产业政策之争的现实意义。

辩论结束时，夜幕已经降临在无名湖上。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争论可以引发思考。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应该根据实践和历史来判断。然而，我们应该向两位独立思考的学者致敬。这场辩论反映了对学术的尊重和独立思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