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模式内涵和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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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的国际能力合作应坚持“一个核心、两个轴心、三个领域”的空布局和整体合作思路，弥补中国现有“一轴两翼”合作思路的缺陷或不足，并逐步形成

智库观点吴建升

现阶段，中国开展国际能力合作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资源禀赋优势、重点合作的对象和范围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际能力合作模式和思路不能简单地照搬或套用日本的“雁行”模式，这种模式推动了亚洲“四小龙”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轮流腾飞。目前，中国产业整体水平还不高，在国际能力合作的具体过程中，只起到承上启下、协同增效、优势互补的作用。因此，其合作模式和理念需要突破和创新。

开展国际能力合作的模式内涵

国际能力合作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国提出的。在国际能力合作方面，中国应发挥主导作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者”模式。该模型主要描述了一种趋势性的全球经济现象，这种现象逐渐促进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主要区域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和能力合作，并作为“领导者”发挥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从而培育了新的市场需求和新的发展势头(Aiji，净值，信息)。其主要内涵特征如下。

首先，尽管中国不能成为国际产能合作“雁行模式”的领导者，但它可以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本世纪头十年，世界经济结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集体崛起，中国的发展成就尤为引人注目。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从原来的“一竞争一互补”转变为“两竞争两互补”。

所谓“竞争与互补”，是指过去中国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激烈，但与发达经济体的互补性很强。

所谓“两个竞争、两个互补”，一方面是指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依然激烈，而与发达国家在船舶、新能源、通讯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日益明显。另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仍然是互补的。与此同时，中国丰富的资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不断提高的人力资本补充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在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在我的指导下，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国内产业(Aiji、净值、信息)转型升级，走向全球中高端水平，还可以促进相关国家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复苏。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大力推进产能、设备、技术、服务和品牌走出去，中国可以充分发挥其重要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

第二，在国际产能合作中，中国注重产能、设备技术输出和资本输出的结合，积极推动国内剩余和优势产能向外部转移。中国的国际产能合作不是促进传统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不是促进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国内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些低端产能主要被国内“去产能”和“僵尸”企业处置和消化。相反，中国促进国内剩余优势产能、先进设备和技术以及充裕资本的共同转移或出口，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产业和一些新兴产业(爱吉、净值、信息)。如钢铁、冶金、建材、石化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以及工程机械设备、轨道交通设备、汽车、航空航天/航空/通信等领域。这种合作理念和实践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产业转移。

第三，在国际能力合作方面，中国不仅重视与周边重点国家的合作，也重视与世界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将主要推动产能、设备、技术和资本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出口。“龙头”模式下的国际能力合作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而是基于资源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高水平国家向低水平国家进行产业梯度转移。相反，它面向世界所有主要地区，侧重于关键国家、关键行业和关键企业。

第四，在国际能力合作中，中国不仅注重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和产业间的互补联系，还注重“输血”和“造血”的紧密结合。事实上，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促进产业转移，通常从其全球战略部署出发，旨在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润最大化，很少考虑东道国自身产业发展和布局调整的需要。中国国际能力合作倡导相互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注重加强与东道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和产业互补，尊重和照顾各方切身利益，通过签署双边国际能力合作协议得到共同推进。特别是在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重点产能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注重产业转移的“输血”，还注重帮助它们培育和形成“造血”功能，发展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为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重要帮助。

第五，在国际能力合作方面，中国不仅注重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务实合作，也注重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全方位高层次合作。一方面，我们将积极推进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产能务实合作，切实发挥承上启下、协同增效、优势互补的独特重要作用，不断推动双方产能合作迈上新台阶。另一方面，我们将以绿地投资、并购等形式，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开展全方位、高层次的双边关键产能合作。，努力培育和提升中国产业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同时，可以与发达经济体联合开展第三方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例如，在能源和化学工业、基础设施、汽车、建筑机械、船舶和近海工程设备等关键领域，我们可以加强与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双边关键能力合作。

综上所述，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和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国际产业转移并不具备这些重要的内涵特征。可以预见，中国“领袖”模式的雏形和进一步确立，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大国和平崛起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也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中国特色。

发展国际能力合作的总体思路

当前，中国国际能力合作应坚持“一个核心、两个轴心、三个区域”的空布局和整体合作思路，逐步形成“核心驱动、轴心联动、区域拉动”的动态模式。

“一个核心”涵盖主要周边国家，是中国开展国际能力合作的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周边经济体。这是中国推进国际能力合作的战略核心领域。

“两轴”涵盖“一带一路”沿线的关键领域，如中亚、中欧和东欧、南亚、西亚和北非，是与它们开展国际能力合作的主要目标。它主要包括两个主轴，即“带轴”和“路轴”，其中蒙古、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和塞尔维亚是主要支点国家，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阿联酋和埃及是路轴上的主要支点国家，这些地区是中国开展国际能力合作的战略支撑区域。

“三区”涵盖“一带一路”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国际能力合作的拓展和延伸目标。它主要包括:西欧和非洲、美洲和拉丁美洲、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这是中国国际能力合作的战略拓展和延伸领域。

“一个核心、两个轴心、三个区域”的合作理念在空的布局中依次延伸，在功能上一一分布，在动力模式上分步配置。其中，“一个核心”是构建以我为中心的国际生产网络和塑造“领导者”模式的核心载体。“两轴”是对接和深化“一带一路”建设、辐射沿线经济的基本平台。“三区”是拓展中国国际能力合作空空间、强化“领袖”模式功能的重要起点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提出的空布局和“一核、两轴、三区”的整体合作理念弥补了中国现有“一轴两翼”合作理念的不足。一是紧紧跟随“一带一路”建设，以周边国家为核心区域，以“一带一轴”和“一路一轴”为战略支撑区域，更好地凸显了优先合作和重点合作顺序，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第二，考虑到拉美国家目前不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5个国家之列，该地区通常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将其作为延伸区不仅可以避免相关国家的疑虑和战略误判，还可以避免与“一带一路”construction/きだよ 0的布局错位。第三，主要发达经济体也被视为延伸区域，这不仅凸显了中国国际能力合作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也弥补了后者明显缺乏对发达经济体的排斥。

当前和未来，在积极推进以我为首的国际能力合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核心领域的模式建设和秩序创造功能，着力构建中国国际能力合作“龙头”模式的主体框架，努力开创以我为首的国际能力合作新格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轴心国家产能合作的支撑作用，努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无缝对接，切实搭建国际产能合作和对外贸易投资合作的重要支撑平台。同时，要重视三大区域国际能力合作的拓展、延伸和牵引，积极开展与发达经济体的第三方合作，不断展示新时期中国在国际能力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主导作用。

国际能力合作的关键任务

一方面，以周边新兴大国为核心的“一个核心”应是中国当前和未来国际能力合作的优先方向，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组成的“两轴”国家应是中国国际能力合作的重点目标。

第一，促进能源和资源产业合作。加大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伊朗等国资源的进口和合作开发，重点推进天然气、石油、页岩气、煤炭、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投资合作，鼓励企业通过出口、投资、成套设备采购和承包等方式建设炼铁、炼钢和钢铁生产基地。在市场需求大、资源条件好的国家，开展能源上下游深加工，延伸产业链。鼓励光伏、风电、生物质能、智能电网等具有产业优势的产业走出去，加强新能源R&D和周边新兴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基地布局。

二是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合作。充分发挥轻工、纺织行业国际竞争力强的优势。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规模效益高、建设周期短、靠近目标市场的周边新兴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依托畜牧业、农产品等当地资源，重点投资化纤、棉纺织、毛纺、丝绸、纺织、印染等纺织工业项目，建设加工厂。柬埔寨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巴基斯坦海尔-巴鲁经济区、越南龙江工业园、中俄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泰国罗勇工业园等生产经营条件较好的海外经贸合作区，形成了上下游配套、集群发展的纺织产品加工基地。

第三，促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合作。加大资源开发利用和与“一带一路”周边新兴大国和国家的合作，推动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等重点行业企业“走出去”，开展产能合作，建立工业园区或开厂。在市场需求大、资源条件好、支撑能力强的重点国家建设钢铁生产基地。结合东道国资源分布，开展铜、铅、锌、铝等有色金属冶炼和深加工，有序建设石化、化肥、煤化工等生产线，开展上下游深加工，不断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

第四，促进技术密集型产业合作。在高铁、核电、空航空航天等领域，扩大与周边新兴大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对于投资需求大、经营环境好、规模经济好的国家，加强技术密集型产业整个产业链的合作，按照产品→标准→技术→资本→服务“走出去”的实施路径，构建“以我为主”的产业生态链。大力创新投融资方式。根据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tkp、bt、bot、boot等方式扩大融资。对于能源和自然资源丰富但财力相对薄弱的国家，有可能探索实施“高铁”(或核电、空航空航天等。)对于“资源”，在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的周边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物流园区，积极发展物流业，加快建设“三大通道”，即便捷高效的道路运输通道、安全经济的海上运输通道和快速便捷的空中型运输通道。

另一方面，欧洲和非洲、美洲和拉丁美洲、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区可以作为中国当前和未来国际能力合作的拓展方向。

第一，促进第三方市场合作。遵循互利、合作、开放、包容的原则，按照国际法、国际惯例和商业原则的基本要求，结合各自行业的优势互补，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联合生产、联合体投标、联合投资等新的合作模式，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以能源化工、基础设施、装备制造等行业为第三方市场优先合作领域，加强上下游融合，开展全产业链深度合作，推动产业合作向中高端推进，实现“互利共赢”。发展联合融资、平行贷款、股权投资和风险参与，积极利用AIIB、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发展机构和合作基金支持方式，为第三方市场合作提供融资支持。

第二，促进科技合作。顺应科技要素流动的新趋势，创新科技合作新机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合作研究、委托研发和联合开发，加快实现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加强信息通信、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促进先进技术和科技成果的引进、出口和转化。坚持以科技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与发达国家共建工程研究中心、工业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实验室等R&D机构，注重推进“产学研”有机结合。加强与欧美等世界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交流，促进各方资源、人才、技术和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作者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所对外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