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亟须建立“精英有担当、大众能自强”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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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记者黄俊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10月23日至28日举办了“第八届全国政策咨询系统干部培训班(2016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龚森作了《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考》专题报告。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种新常态，政治正在走向一种新的生态。在这一巨大变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不需要建立一种‘精英有责任，公众可以自力更生’的新秩序。”冈森认为，根据这一框架，社会治理、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积极应对老龄化、精确减贫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改革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得到改进和促进。其中，“精英”是指各行各业的“重点少数”，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

那么，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构建新的社会发展秩序呢？

冈森认为，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要与西方理论和实践对话，要与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的精神联系起来。在与西方的对话中，我们不仅要研究其现状，还要观察其早期现代化的经验教训。

“在与古今中外的对话中，我们发现‘精英有责任，公众可以自力更生’是一种可取的、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冈森说。

贡森指出，根据每个人的能力来界定新的社会秩序，不仅符合国际社会关于教育和社会发展的最新理念，也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执政理念高度一致。这种理想社会的定义似乎不同于传统的公平正义观，但“尽力而为”本身就是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后者的动力保障机制。

从机制体系上保证“精英有责”

为了培养和保持精英的意愿和能力，冈森提出在社会建设和管理领域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制度保障。

首先，通过适当的教育，发扬关心他人和公共福利的精神以及辩证客观地看待问题的方法。这方面的制度保障包括高考制度改革和教学内容与方法改革。“注重责任精神，推进和完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同时，要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积极探索改革我国社会科学教学内容和方法。”冈森强调。

二是确保公职人员的合理待遇和尊严，保持和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它包括改革政府机构的工资制度。在公共部门，我们可以从建立医务人员年薪制度开始，以取得早期成果。

第三，简化行政管理，分散权力，在许多方面激发社会精英的活力。有必要分散各级社会精英；应特别注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复合治理结构，以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有必要推动将合格机构转变为社会组织的改革。

从机制和制度上保证“公众能够自力更生”

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坚持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新思路做好民生工作。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民有所养’的民生工作方针，明确了民生工作的重点和底线，完善和协调了推进民生工作、养老保障和精准扶贫的建议。”冈森说。重点分为三个方向。

一是在民生工作中，要重点优先发展社会投资增权项目，把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消费性强的社会项目放在最底层，控制发展。在实施责任精英教育的同时，要大力推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制度改革。以转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激励约束机制为突破口，包括建立公立医院医疗卫生人员年薪制和营利性行为监督机制，完善和加快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

第二，实施积极的老龄化政策，帮助老年人自立，调整一切以老年人为被动接受者的老年人政策，为真正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更可靠的保障。

第三，坚持“造血”扶贫，在政策投入的同时注重内生能力建设。对于低收入人口，我们也应该强调自力更生，调整低收入政策，解决低收入福利问题。

此外，冈森对完善和推进中国社会建设提出了全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共识，更多地借鉴发达经济体现代化早期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基础制度建设。我们要注重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我们应该充分尊重中国的国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必要聚集知识界的力量，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总结中国道路的成功机制，以指导未来的发展。

第二，弥补彼此的优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优势是能够集中精力做大事，要抓住未来十几二十年快速发展的机遇，努力构建“精英有责，公众可以自力更生”的基本制度框架。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纠正社会建设和管理领域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的做法。我们还必须注重改变权力下放不足的问题。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要充分鼓励地方和基层去探索；探索国家与社会的多元复合治理是必要的。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要充分信任社会各方面的精英，多渠道加强监督，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严格处理失信者。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公开性和透明度，包括行政审批程序、公共服务客户的基本信息和公职人员的薪酬待遇。

第三，减少阻力，加强支持。对此，冈森提出，我们可以借鉴军事改革的实践，通过“抓大老虎”的反腐方式，减少既得利益者在民生、医疗和教育两个关键领域对重大改革的阻力。通过改善以社会投资为导向的公共服务，我们可以尽快取得初步成果，并寻求人们对社会和经济领域重大改革的支持。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公务员的工资和待遇结构来保持和激发干部和工人推动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四是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契约。重要的关系包括新的党和政府关系、政治和商业关系、政治和社会关系，以及国家与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此外，应该在许多方面努力支持家庭建设，帮助家庭发挥更好的基础作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希望在2020年左右建立一个社会发展新秩序的框架。”贡森说，这也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责任和决策、地方政府的探索和创新、公职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的重建、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和高财富群体的集体觉醒和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