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探访河南艾滋村：病患融入社会 年轻人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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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开始，上蔡县为艾滋病患者办理了诊疗卡，患者的卡保持治疗都是免费的。

72岁的患者林秀梅正在做饭。 当时的艾滋病预防海报被围了起来。

放学后的孩子们在村里的路上玩。 文楼村和北方的普通村看起来没有变化。

“木耳工厂”原来的地方。 据村干部介绍，这家近200万元的集团公司近年来因为技术跟不上，改为种植木耳种植香菇。 a16-17版图像/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11月24日，初雪，37岁的刘歌开动三轮车在村口刮掉第一辆车的痕迹，这里的村民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72岁的林秀梅清除了从简易小屋厨房的缝隙吹入的积雪，准备了早餐。 60岁的郭秀开始在卫生所的菜园里散步，调查蔬菜的冻伤状况。 38岁的刘恒国起床开始烧水，擦拭病床上并发症严重的妻子林和英的脸……

他们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 劳动、生活、喜悦和悲伤看起来像他们所在的村庄。 村前的麦田和菜园建有薄薄的积雪，最前排的校舍、村委会是装有大玻璃窗的米黄色小楼，是盖着积雪的青砖房间，这里和北方的普通村子没什么区别。

但是在这个村子里，你怎么走也绕不过田野里任何积雪的墓地。 像刘歌令、林秀梅、郭秀那样，怎么活也绕不过“艾滋病患者”这个词。 这里是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20多年前，由于大规模卖血交叉感染，文楼村成为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最多的地区之一，被称为“艾滋病第一村”。

要找艾滋病毒感染者，找瓦房就行了

刘歌令离家时，87岁的祖父已经做了蛋汤对他说“喝，补充”。

这是一个残存的家庭，因为那场灾难。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快速致富”的大环境影响下，在“救命救伤、献血的光荣”号召下，偏远贫困的中原地区农村，成为廉价血浆的理想采集地，采血者大部分是卫生部门开了血站。 而且，不卫生采血为艾滋病毒的蔓延创造了条件。

当时，河南省农村流行“胳膊伸、青筋出、拳伸、50元”的口号。

文楼村位于上蔡县东南3公里处，每个人平均耕地1亩左右，村里老人说文楼村以前传来的营生是种菜，但不太会卖钱。 种十年的蔬菜也盖不了三间瓦房。

据第一位HIV感染者郭秀介绍，“文楼村从1980年代开始卖血。 到1995年，大部分房子都卖血。 ”。

刘恒国指着自己的蓝灰色瓦房告诉新京报记者。 “我和妻子卖血建了这三个瓦房。 房子建成后第二年，妻子查出是感染者，现在迅速发展成患者。 ”。

村里的一位老人对记者说:“当时很多人卖血是为了盖房子。 找艾滋病感染者，找瓦房就行了”。

当时刘歌令十几岁，看到村民们去卖血，就在邻居家盖了一栋大瓦房。 刘歌令问父母，我也去卖血吧。 他爷爷说“卖骨头也不让你卖血”。

爷爷不让他去卖血。 他是家里的男孩，是独生子，所以“卖血对身体不好”。 但是为了建大瓦房，刘歌令的姐姐刘玲去卖血了。 2001年，刘玲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第二年去世，离开了两个女儿。

据相关媒体报道，当时文楼村的3211名村民中，检测出的艾滋病携带者有678人。 迄今为止，文楼村已有200多名患者死亡。 2003年是文楼村最悲伤的一年，一年有26人死亡，郭秀想起来了，2003年的一天，村里一下子就有7人死亡。 "举行葬礼的是唢呐，那天全村都是唢呐. "

没有卖血的刘歌令无法逃避那场灾难，2003年，刚结束婚礼的刘歌令去广州打工，但在工厂体检时，刘歌令被查出感染了HIV，被工厂解雇了。 迄今为止，刘歌令和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但我猜刘歌令可能是因为注射到村子里的，医生一次也没重复过针。 他的长女分娩时没有及时使用阻断剂，因此也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刘歌令比自己姐姐幸运的是，他很快“获救”。

1999年6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桂希恩来到文楼村，公布了文楼村艾滋病的病情。 之后，随着媒体的报道，文楼被外界所知，被称为“中国艾滋病第一村”。 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问了文楼村。 同年，文楼村所在的上蔡县被列为国家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文楼村成为重要中的重要因素。 从那一年开始，文楼村的感染者和患者可以免费采用抗病毒药和机会感染药，免费接受治疗。 2005年和2007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两次来到文楼看望和慰问艾滋病患者。

国家对文楼的关心发挥了作用，据数据统计，目前文楼村的HIV感染者和患者共有300多人，2004年8月全省大调查后，村里没有新病例，现在的300多名感染者中，死亡率已经接近正常水平

“艾滋病第一村的名声不好，但活下去比名声重要”刘歌令说

卫生所成了村子的入口

林秀梅把炉子里的柴火塞在里面，盖上锅盖。 "我去卫生所把药带回来，可能锅里的水还没出来. "

卫生所和林秀梅的小屋隔开了道路。 林秀梅说，这是村里的事被国家知道后，国家给了文楼最初的利益。

200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问文楼村后，河南省立即派遣职工到文楼，职工小组的任务是完成“六项一工程”。 六是建设沥青道路、深井、建设学校、建设标准化卫生室、建设孤儿孤独的老养护设施、建设村民教育活动室。

文楼村卫生所是援助小组为文楼村建设的第一个“一”。 有卫生2排房子、11病房、传教中心、治疗室等，达到了甲方等一级乡卫生院的标准。 卫生所所长程小段告诉新京报记者:“卫生所基本上可以满足患者的常规治疗。”

小段在2001年被调到文楼村，他说:“刚来的时候，家人也反对，自己也害怕，但为了服从分配，最初她必须拿药给患者注射，说话也不敢面对。 现在知道了这种病，我不怕”。

现在六项工程全部完成，文楼村打了三口深井，文楼村小学建设资金40万元，孤儿院阳光家资金投入460万元，2004年，村沥青路修好，年改造水泥路建设。

这些工程现在是文楼村的门面，卫生所、文楼村小学在村头。

“国家对我们足够好，不用花钱看病，把我们村修得这么干净。 ”。 林秀梅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但是刘歌令认为“政府有时太重视面子，应该为患者的生活着想”。 我们需要稳定的收入。

事实上，员工进入文楼后，曾采取措施帮助文楼人迅速发展经济，增加收入。 新京报记者说，政府提供启动资金300元，鼓励有艾滋病患者的家庭养猪，养20头猪，有5个猪圈的情况下，可以享受政府小额贷款，扩大规模。 记者观察到文楼村的养猪户很少。 一位村民说:“猪瘟一次发生，失去了很多钱，养不起了。”

除了鼓励养猪外，2007年，河南省贫困扶助办公室和卫生厅投资了近200万元在村子里建设大棚和菌种场，村民被称为“木耳工厂”，收入用于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 很多村民说确实几年前拿过几十元到一百元的红利，但之后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文楼村村主任刘根柱对新京报记者说，木耳工厂还在，但技术上跟不上，所以换成了香菇栽培。 你现在还在栽培还是集体公司？

刘根柱说，因为有艾滋病村的名头，村里自己招商不顺利。 三年前，一位村干部招商吸引电子工厂，即将签订合同。 但是，对方之后询问了文楼村的情况，没有更多的文楼村。 但是刘根柱说，尽管如此，村子依然努力招商，社会公众一直是对艾滋病了解的一天。

房子的柱子

“猪不能养育，木耳工厂也没经过，我们只能自己寻找生存之路。 ’一个村民说，他也知道什么都不要依赖国家，自己能做的事情必须自己做。

11月24日，天亮时，刘歌令来到县水果市场。 他问每个摊位的价格，和摊主谈判，在早上的寒风中，他的脸冻得通红。

水果批发结束后，他开车去市里销售。

刘歌令的父亲五年前突然脑溢血去世，祖父八十七岁，母亲今年六十三岁，自己的两个女儿十五岁，小十岁。

“上面老，下面小，我没办法，”刘歌令说

祖父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务农，妈妈怕他累，希望他找份轻松的工作，最后我觉得卖蔬菜水果很轻松。 但是，开始工作后第一次知道的是，没有轻松的工作，必须去批发市场取货，卖给乡下。 “有时一天开车在十多个村子里跑，晚上九点多回家。 ”。

今年冬天冷了，妈妈建议他休息。 但是，考虑到明年的长女要高中毕业，花钱的时候，他又出发了。 他也说他很害怕。 24日早上，他离开村子时，不由得对着窗户打喷嚏。 突然，我看到了车窗外的墓地。 那里埋着和他同年的患者，发生了冷战。 “如果感染了这种病毒，一场感冒就能杀了你。 ”。

刘歌令每天服用抗病毒药，一天两次，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喝凉水。 林秀梅一到冬天就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她拍着身上的围裙说。 “看，这是做饭时穿的，但我不敢脱。 我们的病人不敢在冬天增加衣服画一条线。 ”。

文楼村的“幸存者”中，有像刘歌令一样的一百多人，他们不能干重活，但他们又是家的支柱。

孟大国比刘歌令大四岁，20年前，他父母卖血给他盖了一座新房子，没钱给他买了张婚床，孟大国卖了四次血，一次50元，他花180元买了床，剩下的20元给媳妇买了新衣服。 “只是为了那张婚床，我感染了”一年后，他妻子也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今年孟大国的儿子去郑州学电脑。 学费是一万元。 孟大国在蔡化肥厂发力找工作，想给儿子赚学费，但工作了三个月后他开始发高烧。 一周前，他辞去了化肥厂的工作。

"多次吃药，心情好的话，就会长寿. "

根据年12月驻马店市政府网发行的复印件，10年来，上蔡县建立了“资金管理机制、药品管理机制和救助对象动态管理机制”三个机制、“预防控制系统、医疗急救系统和援助救助系统”三个个人系统、“

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医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HIV感染者多次服用抗病毒药，通常可以维持10到20年不发病。 在新京报记者的采访对象中，郭秀、刘歌令、林秀梅、程玉房检测艾滋病感染的时间超过10年，他们依然健康，除林秀梅和郭秀感染病毒超过15年，偶尔感冒外，没有出现并发症。 林秀梅说。

上蔡县艾防办公厅的一名员工对记者说，从2003年开始，上蔡县艾防办公厅为患者办理了艾滋病患者诊察卡。 艾防办公表示每月在患者卡上花300元，每年3600元，患者持卡，可以免费到指定的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治疗。 卡里的钱用完了，可以补充。 也就是说，在两家定点医院，艾滋病患者的治疗都是免费的。 不仅免费向患者提供抗病毒药，对机会传染病药和治疗也是免费的。

“免费治疗救了我们的命，但维持这条命必须小心”这两年，刘恒国的妻子林同英的并发症越来越严重。

林同英于2001年检测出感染艾滋病，至今已有15年病史，几年前林同英服用政府提供的抗病毒药物，病情基本可以控制，除偶尔感冒外，身体无大障碍，但从2001年开始林同英身体减弱。 林同英现在几乎失去了活动能力，每天在家走几步，就会累。 她的眼皮和嘴唇松弛，露出的牙床也多次感染，因此看起来很黄。 脸上也稀疏地有斑点。

上蔡县艾防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说:“上蔡县中医院和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对常规疾病只能免费治疗，有些大病可以治疗的情况下，可以去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治疗费用，只能报销三分之二。 ”。 因为上蔡县太特殊了，感染人口多，财政负担不起。

“自己没钱，得了大病不能去郑州，只能在上蔡两家医院忍耐。 ”刘恒国说。

在上蔡县人民医院感染科，走廊里挤满了病床。 一位医务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这里每天有150多名患者是艾滋病患者。

走廊尽头，70多岁的张兰正在给老伴儿换药瓶。 她说:“老伴肝病越来越重，但没有钱买好药，用普通的药只能拖一天。”

病床上的老人听了张兰的话，努力张开嘴，张兰说:“他说他想活下去。”

"年轻人必须活得更好. "

11月26日，天空晴朗，文楼村口积雪开始融化，文楼村街头出现了沐浴阳光的老人。

程三品手里拿着萝卜，一边吃一边和老僧程玉房开玩笑。 这两个老人都60岁，同年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 “大家都掉了牙，有什么在意的事。 ’他们公开嘲笑自己的病情。

在现在的文楼村，艾滋病不再是禁忌话题。 文楼村的一位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不传染。”

程玉房将这种禁忌的消除归结为习性，说:“很多院子里都有艾滋病患者，自己的亲戚中也有，有习性。 ”。

现在的文楼村和其他村子没有区别。 村子里出现了很多二层楼，时尚在变化，有些建着宽敞的飘窗。 建筑物前面停着一辆轿车。

在文楼村，除了卫生所，几乎看不到艾滋病的痕迹。 两年前村口的艾滋病预防海报被撤走后，没有再次投稿过。 现在那个海报被林秀梅包围着做简易厨房。

第一场雪结束后，文楼村的农民开始抢劫地里的白菜，程二猛家的白菜生长特别好，十几棵白菜可以装满他的汽车三轮车，他告诉记者，文楼村流行种植蔬菜，但十几年前，文楼村在艾滋病村 ”。

但是，现在程二猛说，很少有人在意卖的菜是否是文楼产的。 上蔡县饭馆的老板娘说，她店里的菜是从文楼进来的，文楼离县城很近，运得很快，保持新鲜。

在文楼，由于及时进行了阻断，90多岁的年轻人几乎没有HIV感染者。

感染者孟永亮不介意现在村里90后和患者交往，但他们不喜欢谈论艾滋病。 他的长女今年15岁了。 通过阻断，她是个健康的孩子，明年她读高中。 这个大眼睛的女孩喜欢服装，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着红围巾，看起来像城市里的大姑娘。

“我们接受了现实，但年轻人还得活着”感染者孟大国说:“尽管戴着艾滋病村这个名字的头，我们还活着，但年轻人要活得更多。”

面对媒体的采访，孟大国与18岁的儿子矛盾，孟大国认为记者会反映我们的困难，让政府帮助我们，但儿子会影响村庄的名声和年轻人的将来。 最后，孟大国妥协了，媒体又来采访，他拒绝拍照。

刘林夫妇是艾滋病患者，妻子10年前去世，他们有20多岁的儿子。

刘林的儿子不是病人，但还没有亲事。 “文楼是他这样的年轻人，找媳妇不容易”但是儿子是刘林唯一的希望，“希望他娶媳妇，让我生个健康的孙子，让我们的香火持续下去”。

前年年初，他把儿子赶到郑州，说:“你可以永远不回来。 别跟你周围的人说你是文楼的人，在外面找个媳妇好好生活吧。 ”。

为了维持下一代的婚姻，任何生病的父母们都总是和健康的孩子们保持着距离。 郭秀的女儿嫁到了北京，郭秀的卧室里，摆放着女儿和孙女的照片。 照片下面有孙女的表。

郭秀说，看工作时间表，看照片，就能想象女儿和孙女在做什么。 但是郭秀极少去女儿家，也很少带孙女和女婿来女儿。 “害怕，儿子的家人不知道有得了艾滋病的继母。 ”。

现在郭秀在卫生所的空地里开了菜园，“没关系，我帮他们做各种菜，他们不讨厌我。 我把他们当成孩子。 ”。

11月28日，刘歌令给记者打电话说:“发表复印件时，不要用我的真名，我的孩子不想背负压力。”

(除刘根柱、程小段外，文中其他村民都是假名)

新京报记者安钟汝河南上蔡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