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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来,我们党高度依赖人民,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独立走自己的路,经过许多辛苦,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历史性转变 在这两次历史变革过程中,1956年具有特别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那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第一个文案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年,从此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期,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一
中国共产党以从建党中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结合民主革命中应该实现的目标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应该实现的长期目标,强调“只有做到两个文案、上一篇和下一篇、上一篇,才能做到下一篇”。 坚决指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强烈依赖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并适时进行官僚资本没收、建立国营经济、开展农业生产合作等具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事业 1953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从10年到15年以上,基本完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制定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期总路线。 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加快推进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进行民主政治建设。 1954年,根据《共同纲领》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 1956年,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全部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迅速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将社会主义改造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并行,继续保持民主革命中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使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恩格斯 在农业合作化中,遵循自主互利、典型榜样和国家援助的大体,逐步帮助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方面,出现了要求太急、工作太粗、步伐太快的问题,但数亿农业大国实现了这么多、杂多、困难、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工农业和国民经济整体的迅速发展,确实有世界意义
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开辟了广阔快速的发展前景。 但是,如何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前进。
我国在国家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构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在考虑自身现实状况的基础上,参考了“苏联模式”的一点方法。 这在当时是必要和有利的,但也带来了一点“水土不服”的问题。 党中央逐渐注意到这些问题,经过执行“十五”计划的时间实践和对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变化情况的注意分析,毛泽东多次强调独立自主、调查研究,阐明国情,阐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
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了长期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 毛泽东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书中确定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 1960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10年总结》中写道:“最初8年抄袭了外国的经验。 但是,自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以来,我开始找到适合自己中国的路线。 ”。 (《建国以来毛泽东原稿》第9卷第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关于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是“动员党内党外、国内海外一切积极因素、直接、间接积极因素、一切,努力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报告书中论述的10个问题,即10个关系,与中国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方位相关,聚焦于经济问题。
《关于十大关系》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十大重大关系,为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规律开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好头脑。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教训的会议上说:“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大亏一篑才使这一结合成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我们必须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到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论十大关系”成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写八大政治报告时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具体的快速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中只有一千篇一律的样式。 我国是东方国家,又是大国。 因为这个我国不仅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很多优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很多优势,将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后也会持续自己的很多优势。 ”。 (《建国以来毛泽东原稿》第6卷第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党中央、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实质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重大问题的最初自觉意识,为创造和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 因为一个是这里已经有中国搞社会主义拥有自己的“优势”的要求,这是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的雏形。 第二,这里已经有反省“苏联模式”的要求,这是后来摆脱“苏联模式”束缚的先导。 三是这里已经有了“第二次结合”的要求,这是后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围绕这些总体看法,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论。
第一,政治上,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第一矛盾的一些变化,提出了党的事业重点面向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 在党的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处理土地问题后,中国有两个基本矛盾:一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二是海外,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形势和第一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 八大正确分析了这些变化,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处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结束 我们国内的第一矛盾是人民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情况之间的矛盾。 党和人民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处理这一矛盾,使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把党的事业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上。
二是经济上,八大总结了反对“十五”期间实践和激进的经验,提出了反对保守和激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经济建设的方针。 大会要求根据需要和可能性合理规定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积极安全可靠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快速发展。 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发挥作用的问题。 周恩来在关于“二五”计划的报告中表示,“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在某些方面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由此确定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正确把握物价政策,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八大实际上考虑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战术:在第一步、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 第二步是再过几十年接近或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加强党的团结,继承党以前的传承”的演说,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不贡献人类就被排斥“球籍”。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三,在思想文化中,八大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南,反对以行政做法对科学和艺术进行强制和独断。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演说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同上,第54页)“谈论学术可以是这样的学术,也可以是那样的学术。 不要用一门学术压倒一切。 如果你是真理的话,相信的人一定会增加”(同上,第55页) 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说:“今春来了,开了一百种花。 不要只开几种花。 几种花没有开。 这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代,有多个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的事情。 我现在也需要这个。 ……只发表反革命的议论,这是人民民主专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错误,让他们说,不让他们干涉。 ”。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74—5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八大确认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指出必须以符合科学和文化艺术快速发展规律的做法,以简单的行政做法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快速发展,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继续进行批评 但是,对于中国过去和外国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同时要利用现代科学文化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民族的新文化。
第四,在党的建设中,八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历史任务。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处于指导地位。 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实务中存在的缺点,毛泽东在第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党面临的政权考验成为现实,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成为紧迫的任务。
八大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多次理论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全党的马列 必须冷静地认识到,由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危害比以前大幅度增强了。 因此,必须反复进行干部和党员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党的集体领导大体上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组织和党员监督,反对个人崇拜,弘扬和扩大党内民主。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事实求是提出的多项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方针和构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探索建设的自觉和自信,体现了这种探索的重要经验和重大成果。
关于这种探索的历史意义,1988年邓小平在与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会面时说:“坦率地说,我们过去苏联模仿社会主义的模式,但带来了很多问题。 我们早就发现了,但处理不好。 我们现在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建设的是有中国独特特色的社会主义。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三
1956年是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一年。 这一年的6月和10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国内社会主义改造引起的社会矛盾也凸现出来,出现了社会风潮。 毛泽东关注事态的迅速发展,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持续暴露,希望同志们观察。
对于“多事之秋”发生的深层次原因,毛泽东进行了解体和研究,首先从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两方面加以认识。 毛泽东在11月4日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匈牙利的事应该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有好处。 打开盖子,解放思想,不再认为苏联做的是绝对的真理。 不要改变。 一定要这么做。 我们必须自己动脑筋,处理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根据波洪事件的教训,好好说社会主义到底是怎么搞的? 矛盾总是存在的,如何解决这些矛盾成为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这些矛盾出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形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一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利 苏共二十大也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全面否定斯大林,抛弃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为否定十月革命敞开了大门。 受斯大林错误和苏共二十大错误的影响,“东欧一点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不顺利,那么多反革命解不开,在阶级斗争中没有训练无产阶级,区别敌我,区别是非,区别唯心论和唯物论 (同上,第34页)
面对国内社会风气的矛盾,毛泽东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党、全国事业的要点过渡到经济文化建设时,政治家干部学习经济建设,学习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今后所有人民内部的事件,都是整风的 (同上)结合波洪事件的教训,他注意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助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级。 犯官僚主义的人,不处理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制群众,总是不改革,群众就有改革他的理由。 ”。 (同上)
“多事之秋”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多、杂多样性和困难性,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新情况的出现又给他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想法。
1956年接近尾声的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重新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的多次改编意见表示:“只要一个身体站在人民的角度,就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等同于敌我矛盾,也不应该互相混淆,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否定阶级斗争,不问敌我的人,绝对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马列主义者。 ”。 他还删除了文案初稿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文,“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有待于将来的说明。 在这里最好不要说”。 (同上,第58页)历史的迅速发展说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60年过去了,关于195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创立和快速发展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生120周年座谈会上的演说,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思想指导。 “道路决定命运,找到正确的道路是多么容易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种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果。 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面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一切往前走,别忘了走的路。 无论走多远,走多辉煌的未来,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
(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河)
标题:“1956: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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