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薄熙来为何分别在天津、济南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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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漫画

原标题:原标题:打虎，“指定管辖”很厉害

■决定上级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由下级司法机关处理，或者将下级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指定给其他下级司法机关处理，是刑事诉讼指定管辖的重要情况。 十八大以来，调查的省级高级官员超过一百人，其中90%使用“指定管辖”的方法。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有助于排除一点弊端和妨碍，避免官员在原来工作单位的人际影响，保证案件依法侦查和公正审理。

据媒体统计官发布的消息，中纪委今年第一季度完成了11名省级官员严重违反纪律问题的起草审查，交给司法机关解决。 这11位官员是白恩培、梁滨、聂春玉、白云、秦玉海、隋凤富、杜善学、武长顺、陈川平、朱明国、王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年的业务报告中一次不重复地列举了28名省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 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28名高级官员的审判安排将依法公开审判。 由此，也有媒体称年为“审虎年”。

据公开资料显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级高级官员超过一百人，其中90%使用“指定管辖”的方法。 被指定为官员工作以外的地区提起公诉、审判。

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侦查、起诉、审判省级以上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需要指定管辖，目前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对该制度的运用，整体形势良好，

经历大致同样的被检举的轨迹

移送中纪委-最高检查审查立案(或提交) -审查起诉-异地审判-秦城监狱服役。 十八大后，已经受刑的省级高级官员经历了几乎同样的检举轨迹。

国家发改委前副主任刘铁男在河北廊坊受审，南京市前市长的季建业在山东烟台受到公诉……随着反腐败斗争的进展，近年来许多省部级高级官员的职务犯罪案件由最高检查直接立案侦查或提交省级检察院检查 搜查结束后，依法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说，对社会关注高、事件多、复杂的腐败大重要方案通常采取指定管辖、异地审理的做法。 刑事诉讼法对指定管辖有确定的规定，最高检查、最高法也提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适用于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通常会带来异地审理的结果，过去刑事司法实践中很少采用。 现在指定管辖、异地审理是应对高官腐败事件比较有效的司法模式。 ”。

指定管辖适用于腐败事件是从2001年开始的，辽宁省沈阳市“慕马大事件”事件后，中纪委在当地事件中屡次受到干扰和妨碍，司法人员因泄露而受到追责。 为了切断“关系网”，最高法指定江苏省和辽宁省7个中级法院审理此案。 此后，高级官员职务犯罪的异地审判模式逐渐明确。 比如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天津受审，广东省政协前主席陈绍基在重庆受审，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在河南受审等。

“指定管辖和异地审理，可以排除一些弊端和妨碍，避免官员在原来工作地点的人际影响，保证案件依法审理和公正审理，对司法公正发挥积极作用。 ”张建伟说。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需要直接立案侦查或者组织、指挥、参与侦查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下级人民检察院认为案件重大、多而杂，需要上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可以移送上级人民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

“我们一般说的管辖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管辖。 换言之，搜查管辖、起诉管辖一般对应审判管辖是明确的，但搜查管辖和起诉管辖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灵活性空。 ”。 陈光说，从搜查属性方面来看，司法实践中从上到下采取一体化的案件模型，理论上最高检查直接搜查案件或提出案件，“两高”向地方司法机关起诉、指定审判，这些都没有问题，法律

搜查管辖有灵活性

“一般来说，会影响全国重大事件，最高检查反贪婪总局会直接立案搜查。 例如周永康案、令计划案、苏荣案等。 但是，反贪婪总局的事务力毕竟有限，省级以上官员的案件增多时，最高检查只能把搜查权归省级检察院管辖。 ”。 陈光说。

对省级检察院来说，侦查省级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时，多采取设立案件小组的模式执行案件任务。 例如，最高检查指定山东省检察院搜查季节建设方案，山东省检察院从烟台市检察院整建制中抽出26名检察官组成了案件组。 湖北省前副省长郭有明事件由河南省检察院反贪局成立事务小组进行侦查。

“对检察机关来说，无论是设立工作还是设立异地工作都没有问题。 因为检察工作本来就采取一体化机制和服从上命的领导关系。 成立事务集团的本质是集中优秀的事务资源突破大的重要方案。 ”。 北京市密云区检察院检察长张京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对此，张建伟也有同感。 在司法实践中，省部级高级官员的案件往往重大复杂，依靠一两个探员的力量，难以完成查明犯罪事实的重任。 成立专业的事务小组，可以集中或调动各类侦查人才，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达到顺利解决案件的目的。

省级检察院侦查终结事件后，最高检查依法指定该省某市级检察院向同级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例如，季建业事件调查结束后，烟台市检察院向烟台市中级法院公诉的郭有明事件调查结束后，被移送南阳市检察院起诉。

有些省部级官员案件在最高检查反贪婪总局直接立案结束搜查后，被地方检察机关起诉。 对此，张建伟认为这种方法也合适，符合中国的国情。 “如果通过最高检查直接公诉的话，事件一审将由最高法审理。 被告人的上诉成为问题，有助于地方司法机关审理，在司法程序上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

“侦察管辖和审判管辖也有可能不一致”陈光中举个例子，陈良宇案由吉林省检察院搜查，然后指定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进行审判的湖北省政协前副主席陈柏槐事件，在最高检查中提取吉林省检察院的反亵渎局进行搜查，法律上 “处理职务犯罪的重大事件，由于事件的诸多复杂性和特殊性，搜查管辖具有灵活性”。

管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指定管辖是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如法律规定，最高法和最高检查对指定的管辖有决定权。 ”。 陈光说，最高检查直接立案搜查，还是提交省级院起诉，指定地方检察机关起诉，不能一概而论，但指定管辖的价值目标有两点，“一是追求司法公正，二是考虑司法效率”。

值得观察的是，周永康曾经的四个“部下”都在湖北受审:蒋洁敏在仙桃受审，李春城在咸宁受审，郭永祥在宜昌受审，王永春在襄阳受审。 周永康本人和与其关系密切的李东生、冀文林在天津被起诉。

在司法实践中，最高检查会把案件指定给那些地方检察院处理吗？ 管辖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具体指定由哪个地方司法机关管辖，最高司法机关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有案件的能力水平、司法环境的好坏、司法经验是否丰富、更替时的交通便利条件等。 关于最高法，还将考虑审判地法院的法庭场等软件硬件设施”。 张建伟要解体了。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事务能力在系统内是公认的，北京是中央国家机关的所在地。 因此，北京市检察机关处理的大重要方案数量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云南省原副总督沈培平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王素毅案、湖南省政协前副主席童名谦案等。 ’据相关人士透露。

另外据公开报道，薄熙来审判前，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过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安徽省政协前副主席王昭耀、首都机场前社长李培英等重要事件。 因此，济南市中级法院被称为“审判经验丰富”。 天津市检察机关在向周永康公诉前，曾公诉过湖北省前总督张国光、上海市委前书记陈良宇等重要案件，“公诉能力强”。

“这里面有地理因素。 从北京到天津的城际列车只需要半小时。 从济南到北京的高铁也在一个多小时。 判决后，从天津到济南，到秦城监狱的距离不远。 交通方便，便于押工和官员服役。 ”。 张建伟进一步解体。

在南方，从节约司法价格，容易诉讼的立场出发，通常有可能被指定为距离近的省处理附近的省高官事件。 例如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案由相邻安徽省检察院侦查处理的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事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检察院提起公诉。

张建伟说，在现实中，“捕虎”适用指定管辖，“拍苍蝇”不一定需要“异地审理”，采取什么样的司法模式取决于案例。

起诉者，谁就任审判长

记者整理了许多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案件，被指定管辖地点的检察院和法院，在承担这样的案件时特别重视，许多案件发现副检察长作为第一检察官，法院副院长担任审判长。 在另一个案件中，检察长直接出庭支持公诉，由中级法院院长担任审判长。 比如审理湖北省前副省长郭有明事件时，南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庞景玉担任审判长，南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薛长义出庭支持公诉。

“由谁担任检察和审判长，不能只是领导层的高低。 司法改革的现在，检察长、法院院长必须率先处理案件，检察机关有多个领导，由优秀的检察成长起来。 他们组织的协调能力和控制审判的能力比较强，公诉经验、审判经验比较丰富，善于解决突发状况和许多复杂局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无可厚非。 ”。 张建伟当时在审判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事件时，站在公诉席上的是具有“首都第一公诉人”美称的方工，审判长是后来担任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的慕平(退休了)，这两人是当时北京政法界的“精英”。

“公诉是中国检察机关的核心象征性功能，公诉人无论是出庭公诉还是行使法律监督责任都代表国家进行。 ”。 陈光强调检察机关承担的案件任务越来越重，职务犯罪案件的公诉业务也越来越重要，相信“培养越来越多优秀的公诉人才骨干是长期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