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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南大明湖“名士轩”的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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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六书通”古篆书“士”字

在济南大明湖最大的湖中岛上,巍立着闻名遐迩的海右古亭——历下亭。唐天宝四年(745年),诗人杜甫到临邑探望弟弟杜颖,途经济南。适逢杜甫的忘年交北海太守李邕至济,便在此亭宴请杜甫及济南诸名士,杜甫即席赋诗《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一首,留下了“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绝唱。 于是,人们便在历下亭旁建起了名士轩。该轩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硬山出厦,花雕扇扉,轩内西壁上嵌有唐代大书法家李邕、大诗人杜甫以及自秦汉以来祖籍济南的15位名士的石刻画像,供世人瞻仰膜拜。名士轩也成了文人雅士们的游赏宴集之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名士鸾集、落脚泉城。 在名士轩的门楣之上,悬有一方“名士轩”隶字匾额,为宣统辛亥(1911年)春清末书画家朱庆元题写。(见图一)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发现“名士轩”三字中竟有两个错字:“名”字多了一些,“士”字多了两点,于是便认为这是朱庆元有意为之,意在期望济南的名士多一些、多一些、再多一些,将美好的祝愿通过诙谐的书法形式表现出来。 不过,此说倘能成立,只能证明朱庆元认为济南的名士还不够多,所以才要多点、多点、再多点。那么,这就不是对济南的褒扬,而是有所贬抑了。事实上,济南历史上的名士远不止名士轩画像上的那十几人,如果开列出一个详单的话,那将是洋洋数百人,堪称蔚为大观的。因为此,杜甫的诗也不是信口胡诌的,而是有根有据的。试想,如果连济南的名士还要再多点的话,那么其他地方呢,岂不是要多百点、千点了? 事实上,朱庆元所题“名士轩”三字根本就没有什么错字,那“三点”也不是额外添加上去的,而是隶书的一种变体写法。 我们首先看“名”字。《说文解字》对“名”的解释为:“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可见,“名”是由“夕”“口”组成的会意字。前面我们说了,“名士轩”三字为隶书。在隶书中,“名”字的“夕”部也可以写成两点。此种写法在东汉《曹全碑》中即已出现,在清人隶书中更是得到广泛采用(见图二)。 我们再看“士”字。《说文解字》对“士”的解释为:“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由此我们知道,“士”是由“十”“一”组成的会意字。那么,其中的两点又是如何来的呢?在清代顾南原撰集的《隶辨》中,注明此种写法为“古文‘士’也”。虽然“士”字加两点的写法在汉隶中并不普遍,却大量出现在清人隶书中(见图三)。 清代由于金石学和小学的复兴,书家们在古文案的研究上明显超过前代,从而造成了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局面,并且出现了一种用隶、楷、行等今文案书写古文案的现象。 下面是明末闵齐伋《六书通》中所收录的篆体“士”字。我们可以看到普遍带有装饰符号。因“士”字笔画较少,故清人隶书多仿效古篆写法加点,不仅可使“士”字结构丰满,而且彰显古意,故而颇受青睐。(见图四) 清代隶书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优势,用清代画家石涛的话讲,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清末书法家杨守敬在《学书迩言》中对清代隶书如是评价:“超轶前代,直接汉人。……皆原本古先,自出机杼,未可以时代降也。”在“名士轩”上,我们领略到了清人隶书的风采及其开拓革新精神。

标题:“济南“名士轩”上的“三点”谜团(汉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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