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之辩”

本篇文章1657字，读完约4分钟

在上海当农民工长达十几年的谢光辉回到了老家——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他在该县繁昌镇农民工创业园开办了一家以研发生产水暖器材、阀门、管件为主的小公司，工人虽然只有8个，但不愁订单，加上政府有优厚的政策优惠，效益不错。 13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与对策”专题调研组来到繁昌镇农民工创业园。在这个孵化了30余家小微公司的创业园里，到处是一派火热生产的景象。这些公司的负责人多数是像谢光辉一样曾在外打工多年的农民工，而工人基本上都是附近村子的农民。 芜湖农民工总数约80万，其中60余万在江浙沪打工，17万在本省打工。“近两年，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东部沿海城市经济增速回落，芜湖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工更多。”芜湖市副市长汪华东表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我海外出农民工16884万人，比上年仅增长0.4%，而本地农民工数量却增长了2.7%。 “各级政府都在加快推进城镇化，可返乡创业、就业的农民工增加了，这种‘逆城镇化’现象值得关注。”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书记李滨生对此有点担忧。 芜湖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潘怀中也有此担忧。他说，在芜湖，城乡收入缩小，农村又有土地、宅基地的收益，很多城里人愿意到农村生活，有些进城落户的人还千方百计要把户口迁回农村，这种“逆城镇化”可能会影响城镇化进度。 “我是支持回乡创业的。如果都到城里落户，谁来建设新农村？”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副局长鉴保卫认为，应进一步加大新农村建设，农村生活好了，和城市没什么差别了，农民就不需要进城落户了。 鉴保卫所言和城乡每个人平均收入水平有关。汪华东介绍，在发达国家城乡每个人平均收入比通常在1.5∶1，地处长江沿线的芜湖因开放水平很高、产业快速发展迅速，城乡每个人平均收入比已接近这一水平，加上农村“三权”依然保存，所以，农民进城愿望并不强烈。 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从业司调研员牟达泉并不同意“逆城镇化”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的流动是自然的，既可以从农村流到城市，也可以从城市回流农村。不能说农民工回乡创业、就业了就不利于城镇化了。城镇化本质上是让从事农业的人口越来越少，让更加多的人从事非农产业，要不然不太容易大幅提高收入水平。 在李滨生看来，我们现在对城镇化的理解有偏差。不是农民工一定到城镇落户了才算城镇化，而是在从业上从农业转向二、三产业，以货币为首要收入来源，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行为习惯向城镇看齐，就算城镇化。东部地区的公司都是从乡镇公司快速发展起来的，有的地方一个村的产值比西部地区一个县的产值还要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农民工为什么还要进城落户？难道他们就不属于城镇化了？ 现在我们确实有一种倾向，就是各地都在以城镇落户的数量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标尺。所以，有些中小城市急于让农民工进城落户，目的是完成指标。“一旦农民工失业，又享受不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这样的城镇化不是‘健康’的城镇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原副书记杨金永表示。

现场调查结束后，委员、专家们在车里继续讨论了“逆城市化”问题。

一直没有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盛明富表示，回乡创业、就业也是城镇化的一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有三个前提———一个是以工业化为前提，另一个是以尊重客观经济快速发展水平为前提，第三个是以农民工的意愿为前提。没有工业化，哪有产业？没有产业，哪来就业？没有就业，哪来城镇化和市民化？ “所以城镇化前必需加上两个字———‘新型’。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推进城乡一体化，乡村快速发展起来了，城乡差距变小了，甚至没有了，城镇化水平自然高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高全立的一句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中午过后，车到了酒店，但大家的讨论还没有结束。

“看来农民工市民化不能绝对化、一律化，要考虑地区差别，因地制宜才是‘金标准’！”全国政协社法委副主任宋育英最后的总结一语中的。“有讨论、有争论，才能增进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