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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沿革和现实的需要,中国现在的行政区划,特别是省级区划并不严格遵循地域文化和自然地理单元。 省内各地区互不认可并不少见,跨省界地区认可也很常见。 例如,华东地区有泛吴方言认可,南方各省有泛客家认可。 但是,通常跨地区的认可感很少超过省籍认可,但中国东北地区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20世纪,分布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的汉族民系诞生在中国东北横空。 这块分布在今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部四盟市的民系,内部差异比关内其他民系小,并且形成了足以迅速影响全国的地区流行文化。 更值得称赞的是,东北居民的泛地区认可至今仍不输于各自的省籍认可。 面对其他地区的居民时,他们往往先介绍自己是东北人。 他们虽然自称是“吉林人”和“黑龙江人”,但经常被对话的对方有意识地直接归类为“东北人”。 东北内部地区认可和地区文化如此牢固,多少给人刻板印象,与东北民系形成晚、行政区划变更频繁、地区封闭性强等原因密切相关。 从闯关东来说东北是满族龙兴之地 为了防止旗人垄断东北和“国语骑射”以前的汉民擅自进入旗人居住区,清廷现在用辽宁、吉林等地堆土的方法修建墙壁,土墙上以“插柳结”为篱笆,形成“柳条边”。 进出边境大门的各民族人民,必须带着说明,从指定的检查站验证进入。 否则,将在私入禁地论罪。 清初柳条边示意图但中原灾害不断,人民痛苦,地广人稀,水美土肥的东北地区自然吸引了他们。 因此,来自中原地区的破产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柳条边缘“偷渡”,到了边外开垦,今天叙利亚难民准备进入欧洲。 这种倾向从干隆朝开始越来越激烈,柳条边已经形状相似。 清廷在咸丰年间被迫采取“禁止开垦”的政策,首先在黑龙江地区实施。 清末,东北地区俄罗斯不断成为蚕食的对象。 “移民实边”也逐渐成为清政府应对俄罗斯入侵的比较有效的手段,“突破关东”形成了风气。 从1861年到1911年的50年间,东北人口接近6倍,除了当地人口自然增加外,到清末为止移民东北的移民至少有1000万人以上。 民国成立以来,东北移民是否增加,在前期的20余年间,约有近千人谋生。 从清末开始的“突破关东”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东北的人口构成,客观地加强了东北和关内的联系,奠定了该地经历一系列殖民地大灾难后也能顺利恢复的大众基础。 从1870年到1880年东北垦殖人口集中地区的“关东突破”路线首先有两条。 一个是海路,胶东半岛的移民几乎都是跨海而来,从辽东半岛登陆,定居半岛,北上散布在东北各地。 二是陆路,直隶和山东西部的移民大多沿着陆路离开山海关,奔向东北各地。 海路移民在辽东半岛一带成为特征性的民系,很少与其他移民融合。 至今大连一带的口音与胶东半岛一致,与东北其他地区的“新方言”大不相同,加上俄罗斯租界的独特背景,迅速发展与“东北认可”不同的“大连人认可”,也不足为奇。 直隶移民在热河地区(今朝阳赤峰一带)也占有数量特征,因为这个地区保持着京畿一带的口音。 当然,在学术上,北京周边(天津市除外)、热河、甚至冀东口音也被视为广义东北方言的一部分。 海陆二线移民进入东北腹地后,操纵直隶方言、山东西部方言、胶东方言的人们融合在一起,产生了比较简单的“普通话”。 这是众所周知的狭义的“东北语”,说这种方言的人被称为自称或“东北人”。 狭义的东北话,在声音语法上几乎接近普通话,内部差异极小,但地理上越往北越接近标准普通话的发音,证明这些移民离祖先出生地越远混合程度越高。 东北方言分布图“闯关东”入口在“九一八”后被战乱所阻,少数移民开始逆流向原乡,但东北人口结构稳定,在下一个伪满洲国分裂阶段和新中国集团化运动中,与山东河北明显不同的地域文化迅速发展,形成了新民系,现在 对其他汉族民系来说,东北民系的形成最慢。 东北官话“入派四声”很混乱,很多东北人现在也能准确地说到乡村一级的原籍地。 这是民系形成缓慢的两大特征。 仅仅一百年的光景,东北地区不可能像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培育根据行政区划和其他因素分类的亚文化区。 因为这个“东北”的统一认可还维持了很长时间。 东北民俗文化除了内部高度整合外,近年来还显示出强大的文化影响,文化自信的强化也必然进一步巩固内部认可。 许多复杂不稳定的行政区划调整稳定的行政区划,对省籍认可的形成大有帮助。 像福建省一样,内部方言差异很大,但自古以来就是稳定独立的行政区。 包括客人在内的省内居民高度承认“福建人”的身份,因此根据行政边界有意区别本省和周边的广东、浙江、江西省。 相比之下,近代行政区划的混乱严重破坏了东北人建立各自省籍认可的政治基础。 “闯关东”以来100多年间,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东北地区几乎每120年,甚至每12年都有“伤筋动骨”的大调整。 1907年,随着徐世昌的推进,东北废除了旗民分治制度,使用一元化的民政统治手段,效仿了关内设省。 三省各设州长一名,徐世昌是三省总督。 “东三省”这个名词诞生了 当时奉天省的主体是今天的辽宁省和吉林省南部,吉林省管辖松花江、乌苏里江、图:江合起来的三角形区域,黑龙江省划分了松花江北侧的区域。 清末东北行政区划的结构在民国建立后,几乎继承了清末东三省的结构。 只是北洋政府在承德、赤峰一带设立了相当于省一级的热河特别行政区域,目的是抑制蒙古的王公分裂势力。 南京国民政府北伐后,热河行政区改为正式省。 虽然热河省成功了,但背后的实际管理者是易帜后的东北军,省主席的位置也属于东北军的原热河都统汤玉麟全部。 在热河省的人口结构和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与东三省相近,被认为是东北地区的一部分。 另外,出现了“东省特别区”这一非常特殊的省级政区,除东三省外,还从满洲里管辖绥芬河,从哈尔滨管辖长春原中东铁路沿线一带。 “九一八”事件发生前东北行政区划结构“九一八”事件后,伪满洲国成立。 对这个傀儡国家来说,高层区划显然只设四省一区是不够的。 在省区不断缩小的尝试中,东北省级区划一下子进入了动荡期。 伪满洲国首先在西部蒙古族居住地区设立了兴安省,之后将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等东北四省一下子变更为10个省。 兴安省分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 1937年以后,伪满洲国新建了通化、牡丹江、北安、东安、四平等省,省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9个。 由于假满洲国统治东北14年间频繁进行分区调整,清末以来逐渐建设的东三省和东四省失去了认可。 模拟满洲国后期的行政区划结构东北光复后,模拟满洲国的区划当然不能继续。 考虑到东北经济基础远大于关内殷实,南京国民政府还是设置了“东北九省”地块,加上热河共计十省,有大连、沈阳、哈尔滨三个行政院管辖市。 此时,东北各省在面积和人口上都远远不如关内省,但在经济指标上大幅领先。 民国后期东北行政区划的结构在新中国建国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东北区划出现了两个显著变化:一是为了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的承诺,东北西部统一为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 二则增设了很多直辖市,强调了东北各大工业中心的行政地位。 沈阳市、抚顺市、本溪市、鞍山市、旅大行署区(后改为“旅大市”)、长春市、哈尔滨市等直辖市相继设置,剩下的区域合并为热河、辽西、辽东、吉林、松江和龙江6个省。 这六省六市都由东北行政区托管 新中国建国第一个东北行政区划的结构从1954年到1955年,新中国经历了省级行政区划的大调整。 东北行政区被废除,所属的六省六市合并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与现在的黑吉辽三省管辖范围基本一致。 这样本应平静下来的东北地区在“文革”期间再次受到冲击。 受当时政治暴风雨的影响,原本横跨东西的内蒙古自治区被分割,东部昭乌达盟被划分为辽宁,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南部两县被划分为吉林,呼伦贝尔盟大部分被划分为黑龙江。 这个结构一直维持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之后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省界几乎没有大的变化。 1978年以来近40年的时间也是东北百年建制史上最稳定的时期,但这40年对建设东三省的各个省籍认可来说,显然太短了。 “文革”期间东北行政区划的结构地理心理双重孤立,各个民族可以通过与周边民族的比较找到内部的共同点。 东北相对孤立的地理单元和近代独特的快速发展轨迹,给东北人集团打上了与其他汉族民系不同的深刻烙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东北经济的痛苦中,东北人越来越体会到自己的思维、行为习惯和他们口中的“南方人”的差异,陷入地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孤立。 除此之外,他们还惊讶于东北各地的共同点,注意到东北各地经济后退的步伐也是一样的。 东北地理上的孤立首先,东北是地形上孤立的地理单元,以被大兴安岭、黑龙江、长白山包围的纵贯南北的大平原为主体,只有西南的辽西走廊开口紧随华北平原。 东北人夸耀被“白山黑水”包围的自然环境,当然也能注意到背后糟糕的布局问题。 在政治军事方面,东北内部出现反对势力或入侵外敌时,关内军事力量的支援难度很大。 明末建州女真的勃兴,民初奉系军阀的盘踞,还有日本关东军的侵略,完全利用东北地形的守难攻击优势,不仅独占一方,还很大程度上动摇了中央政权的基础。 近代外蒙古的脱离,进一步在地缘政治上孤立了东北。 在经济交通方面,地理上的天然隔绝急剧提高了东北融入全国大互联网、大市场的难度,很难共享关内迅速发展的红利。 最近发表的“中长时间高速铁路网计划图”东北高速铁路干线不仅仅是“脱网”,密度与关内各省相比明显较差。 国家中长时间的高铁网规划图地理孤立导致了心理孤立。 移民文化、相对先发工业化和城市化、更高度的集团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东北人群体的思维方法经过两三代人的形成,明显不同于关内汉族民系。 东北作为近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新中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着农业支柱的作用,也是政府各种政策,特别是计划经济政策执行最多的地区。 在计划经济时代,东北很多人可以在集团化的体制下过上安定的生活。 只有这样,东北人心里才为全国感到骄傲。 随着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集体化,东北人缺乏自主性、竞争性,遵守规则,依靠体制的思维定式。 在资源枯竭、以前传来的工业衰退的背景下,东北积压的社会问题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以更直接、更负面的姿态被释放出来。 原本贴在东北人身上的“排头兵”标签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斩省”、“乡土文化”、“思维僵化”等新标签。 东北人不仅在创造整体存在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痛苦的过程中没有减弱,而且在东北人买海景房、东北艺人在娱乐圈奔走的过程中也有所强化。 这些关于东北的新标签、新变化也逐渐被东北人接受,为构建其他汉族民系新标准和统一地区认可奠定了新的基础。 (本文来自澎湃信息,越来越多的原始信息请下载“澎湃信息”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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