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遵循比较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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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讨会上的讲话精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10月23日至28日召开了“第八次全国政策咨询系统干部研讨会(2016年)”。在10月24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致欢迎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作专题演讲。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研究中心的100多名研究人员参加了培训课程。徐光春和林毅夫两位学者的报告主要内容发表在本刊特刊上。请看今天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我们的记者盘瓠

“思考决定出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失败是其发展理念的问题，总结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新界说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和帮助。”北京大学新街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林毅夫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承办的第八届全国政策咨询体系干部研讨会(2016)上说。

新街沟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即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及其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

林毅夫指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要改变其发展绩效，就必须首先改变其发展思维。也就是说，从过去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发展发达国家拥有但发展中国家缺乏的产业，到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大做强。

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

现代经济增长的实质是工业革命后结构变化的过程，包括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基础)以提高生产率，以及改善硬基础设施和软制度环境(上层建筑)以降低交易成本。

据统计，到200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2个从低收入转向高收入，13个从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近180个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长期受困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

林毅夫认为，核心观察和观点、要素禀赋结构和动态变化决定了经济结构及其变化。一个国家之所以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其结构没有发生快速的动态变化，跟随比较优势是其快速发展的药方。

林毅夫说，根据一个国家在每个时间点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技术和发展产业，是实现快速发展、消除贫困和收入趋同的最佳途径。有效的市场和受形势引导的有前途的政府是获得比较优势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结构主义的失败在于它建议政府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先进产业，这些产业远远领先于自身的发展水平，与自身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这些企业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缺乏生存能力，需要政府政策支持来完成初始投资和可持续经营。这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寻租和腐败。

那些经济快速增长的转型经济体采取了双轨渐进的办法。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为在过渡时期没有生存能力的老工业和优先工业中的企业提供保护，并且只有在这些工业中的企业有生存能力或这些工业变得小而不重要之后才消除市场扭曲；另一方面，应该取消准入限制，应该帮助私营企业进入以前受到限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行业。不难发现，跟随比较优势是其快速发展的药方。

政府应该利用产业政策的形势

政府支持对于加快技术研发、产业升级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多元化非常重要。当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时，产业政策是一个有用的工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协调”的内涵可能不同。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是有限的，需要战略性地使用。

林毅夫指出，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都采取了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但大多数政府都失败了。原因是这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那些违背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为了赶上而支持过度发达的产业；在发达国家，这是为了支持已经失去就业比较优势的行业。

在政府支持的行业中，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没有自我维持的能力。然而，政府使用各种补贴和保护政策来支持其初始投资或确保企业的日常运营，这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并鼓励寻租行为。

林毅夫说，如果产业政策要取得成功，就必须选择符合国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潜在比较优势是指在一个经济体中，一个产业具有低生产成本和要素成本的优势，但其交易成本太高，无法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竞争。一旦政府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协调和外部性问题，从而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这些企业就能生存下来，相关产业就能竞争。

“如果一个现有的产业由于禀赋结构的变化而丧失了比较优势，政府应该帮助该产业的企业转型、转移或退出。”林毅夫表示，新街沟的产业政策目标是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Aiji、净值、信息)，帮助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型、转产或退出。其中，更有必要的是

政府应该利用产业政策的形势。

多样化的产业政策需要进一步筛选

林毅夫说，根据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与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差距，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政策可以分为五类:赶超型产业政策、国际领先型产业政策、退出型产业政策、新技术引发的曲线超模型产业政策、国防和安全战略(Aiji、净值、信息)产业政策。

以赶超型产业政策为例，在赶超阶段，赶超型产业政策要想取得成功，就需要选择符合国家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林毅夫表示，赶超型国家的成功产业政策基本上是以要素禀赋相似、人均收入略高的其他国家的产业为学习模式。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失败通常是由于该国试图向人均收入五倍或更高的国家的产业学习。

事实上，将发展迅速、结构相似、收入较高的国家的产业作为追赶型产业政策的参考更为准确。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也具有相似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的变化会导致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而带动产业升级。

林毅夫说，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的工业发展总体上符合其比较优势。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将导致一些产业失去比较优势，这些产业将成为后来者潜在的比较优势。

因此，对于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来说，先行者的成功和蓬勃的产业发展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一个蓝图。然而，尽管所提供的产业政策是多样化的，但学会根据情况进行识别和引导尤为重要。

例如，对于追赶型产业，林毅夫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发挥甄别作用。有必要避免政府犯错或被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所绑架，并考虑隐性知识。通过引入或培育隐性知识，我们可以受益于新技术和我国特殊的要素禀赋，同时关注现实，发挥协调功能，解决外部性。

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主导产业的产业政策而言，发达国家的产业在技术上基本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发达国家要想在现有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或发展新产业，就必须进行自主研发。

中等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已经从较发达国家退出，达到或接近世界最高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要想在国际上领先于这类产业，就必须进行自主研发。政府还应支持相关基础研究，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帮助国际主导产业开拓国际市场。

关于失去比较优势产业的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林毅夫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将有一些产业因为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和工资上涨而失去比较优势。除非关系到国防安全和国计民生，否则政府应该为此类行业创造条件，让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即R&D、品牌和销售渠道管理，从而帮助企业将其生产环节转移到其他收入和工资水平较低的国家，帮助生产工人转移到其他行业就业。

关于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林毅夫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现了一些新产业(爱吉、净值、信息)，其产品的R&D周期很短，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新兴产业为像中国这样拥有巨大科研实力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赶超机会。互联网和手机属于这种行业。对于这类新兴产业，政府应创造条件鼓励这类产业孵化基地，并注意保护风险基金和知识产权。

关于国防安全战略产业的产业政策，林毅夫认为，国防安全战略产业的资本通常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产品是国防安全所必需的。作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它不能依赖外国进口，必须自己生产。这种产业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没有自我维持的能力。在改革开放之前，它们受到各种价格扭曲和政府直接计划分配的补贴。在市场经济中，它们必须通过预算拨款或政府直接采购得到政府补贴。

总之，根据新街沟提供的产业政策框架，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使得主导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并将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发展，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

(以上观点基于林毅夫的现场演讲，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