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增长模式建立要靠改革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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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刘辉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7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实施“十三五”规划、深化供给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率，坚持稳定的宏观政策、准确的产业政策、可行的微观政策、切实可行的改革政策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政策的政策思路，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将召开。本次圆桌论坛邀请国内宏观经济研究人员讨论加快转型升级(爱基础、净值、信息)和明年甚至“十三五”期间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期待更多改革措施真正落地。

客人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俞妙杰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所高国立研究员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陈卫东所长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在新的经济常态下，坚持稳步前进，推进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要把握的关键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去年提出的五大任务，几天前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提出，包括在深化“三比一、一减一补”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和扩大新的动能，加快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和社会保障等基础和重点改革，更好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完善法治，改善投资环境，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开放领域，积极吸引外资。国内经济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保持相对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很重要，但没有必要设定具体目标。为了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和机制的创新、持续匹配和创新以及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是关键。

新旧经济模式的转变和改革增强了市场信心

《中国经济时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将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从要素型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变，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2017年是深化改革的一年。经济形势会怎样？新旧动能的转换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过程。如何增强转型动力，尽快建立新的增长模式？

俞妙杰:中国经济实现增长和结构转型，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很重要的，但没有必要把它确定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比如6.5%或更高。只要能确保中国经济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就足以超越其他主要经济体。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和欧盟快是没有问题的。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板块，很难保持超过3%的增长率。

如果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迅速提高，如果它试图促进经济增长，欲速则不达。供应方改革是为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是关键。仔细衡量过程的改进和新产品的创新。新产品和高端技术是普通人很难实现的，但应该由科研实力雄厚的机构或企业来研发。企业必须具备创新能力，保持中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从前30年的经济增长来看，中国产品比其他国家便宜，但现在劳动力成本已不再具有与东盟国家的竞争力。中国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大的出口量，因为东盟国家的整体市场相对较小。尽管其中一些已经被拿走，但大部分仍是中国的。与德国和日本相比，中国产品的质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提高产品质量不是一天的工作。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不能简单地由投资驱动，也不应简单地被视为未来由消费驱动。目前，中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仅靠消费刺激经济是不够的。它可以通过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而提高消费能力只是刺激内需的一种方式。为了刺激国内需求，企业可以通过减税来增加利润，然后企业可以向合理的方向投资。

高国丽:“十三五”期间，进入新的经济常态，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和农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爱吉、净值、信息)比重上升。实现经济动能转化，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产业发展转型、新兴增长领域转型、社会领域动能转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支撑。

产业发展和转型的主体逐渐从传统的低端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高端高技术产业。如果这种转变能够持续推进，就能够支撑“十三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目前，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制造业。重要的是，工业的竞争力要在世界上有影响力，这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实现的，需要许多地方和部门的共同努力。目前，中国的许多产业和产品在总量和规模上都位居世界第一，但核心技术都在国外。下一步是提高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依靠东部沿海地区，下一步新的增长区域将向中西部转移，从空向中部乃至部分西部地区有序梯度转移，这为动能转化提供了巨大支持。就社会领域的动能转换而言，在“十三五”期间应依靠基本公共服务。目前，社会领域最大的问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不高，教育、医疗、环境和住房需要大大改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均公共服务水平也很高，但还不够平等。郊区仍有空的房间有待挖掘。

新型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农业向城市转移人口时，需要满足医疗、购物、娱乐等公共服务的需求，这也将产生消费需求。城市化潜力巨大。目前，中国真正有消费能力的富人已经满足了他们的基本消费，他们都去国外购买高质量的产品。在中国，仍然缺乏满足他们消费的高质量产品，如健康、养老和休闲。对于广大低收入群体来说，耐用品消费远未饱和，这是农村消费的巨大推动力。然而，农民购买农业材料、看病和为子女提供教育的钱有限，他们不敢花钱。当前，要抓住新的增长势头，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必须首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决定潜在经济增长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没有增长，而是下降了。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政策支持:中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有下降趋势，因此有必要确保其改善。目前，固定资本投资的回报率低于10%，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煽动广大的民间资本。我国土地供应短缺，土地利用粗放低效，土地要素供应紧张短缺。改造和升级现有土地非常重要。现在已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劳动红利已经下降。今年，二胎政策将被放开，以确保劳动力供应不会出现大幅下降。制度机制应继续匹配和创新，这决定了全要素增长率能否提高。

陈卫东:2017年，中国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进一步转换新旧经济力量，进一步改造新旧模式。预计整体经济运行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7%左右，与2016年基本持平。然而，国内外的发展环境和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显著增加，这使得判断形势和做出政策选择更加困难。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稳定运行，有必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能否保持20%左右的高增长率，以及新的房地产政策是否会影响市场预期。制造业持续的产能下降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持续上升都会影响工业生产和制造业投资能否继续上升。美国经济、贸易和投资政策的变化、英国退出欧盟进程、各国不同步的经济趋势和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外部因素。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不断推广和实施，创新氛围逐步形成，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有利于产业稳定增长。在经济稳定和产能下降的背景下，工业品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2017年将加大成本削减力度，有利于企业盈利能力的持续提高。随着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加快，将形成新的产业和产业，基础设施将继续增持。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的“核心”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推进，激发了市场的活力。将于明年下半年召开的第19届全国代表大会将开启改革红利的想象，并提振市场信心。

屈宏斌:中国经济将在2016年企稳，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17年。随着需求的增加，通货紧缩压力将继续缓解，通货膨胀将继续。价格的提高将有助于增加企业利润，减轻债务负担，稳定甚至适度恢复私人投资。尽管未来几个月房地产市场的增长速度似乎会放缓，但预计其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是可控的。与国内稳定的形势不同，外部经济环境更具挑战性。预计中美两国将继续就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一系列艰难的谈判，不会爆发全面的贸易战。2016年，中央政府在国有企业去杠杆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明年，去杠杆化将加速，更多的僵尸企业将被关闭，重工业将继续降低生产能力，坏账处理将加快。

“把外贸分成几部分”和加强全球政策协调

中国经济时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转型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机遇。“一带一路”倡议和促进结构改革都旨在促进繁荣和发展。我们如何减少与其他国家的摩擦，加快开放，共同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余妙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加剧。他表示，他将退出世贸组织和tpp，并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基辛格说他不会做这一切，但据我所知，有些人会做，有些人不会。具体来说，美国退出世贸组织是不现实的，将其定义为汇率操纵国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美国应该退出tpp。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带一路”是有希望的。目前，海上丝绸之路比陆上丝绸之路更接近现实。

此前，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10+6”(10个东盟国家加上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日本一直支持tpp，但现在的现实是，如果东盟“10+6”自由贸易谈判成功，海上丝绸之路更有可能成功。就中美贸易摩擦而言，可以预测，经过目前的贬值，人民币将在2017年第一季度后稳步升值。因为如果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将会影响贸易。可能的对策是在对外贸易中“化整为零”。中国不应该过分依赖与美国的贸易。事实上，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几乎是一样的，分别占13%和12%。中国应该加强对金砖国家的出口，而不是传统的南北贸易(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和北方的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南北贸易或南南贸易，在同一个行业进行进出口。推动rcep和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建设是解决贸易摩擦的途径。我们应该以“有利、合理和克制的方式”进行贸易谈判。如果其他国家实施高关税、特别保税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那么我们可以适当地实施“双重反对”，这样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就足够了。

至于中国是否是汇率操纵国？客观地说，中国没有操纵汇率。如果美国想合法地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它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国与美国保持长期贸易顺差，中国的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中国政府继续干预汇率。目前，中国只满足第一个条件。然而，除了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每年都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此外，自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来，央行基本上没有干预汇率，而是让市场决定均衡汇率。因此，将中国定义为“汇率操纵国”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

过去，改革开放强调“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现在应该反过来说，就是“改革开放”。为了对外开放，我们应该取消国内经济中的扭曲和资源错配。客观地说，民营经济的“玻璃门”依然存在，民营企业借钱或拿地的价格远远高于国有企业，这是因素的扭曲。要素的扭曲必然导致资源的错配。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在中国被挤出来了，他们想“走出去”投资。如果政策扭曲被废除，私营经济的活力就会释放出来。此外，户籍制度必须尽快改革，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户籍制度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年轻人外出工作，最终回到家乡。如果户籍制度改革或废除，人口红利可以进一步释放，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保持。此外，应该允许加工贸易企业在中国销售。如果这些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价格将下降，经济将增长，经济的潜力可以挖掘。

高国利:“十三五”期间推进“一带一路”，可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融合。在发展开放型经济中，我们提出了进出口贸易“优进优出”的思想，而不是“大进大出”。未来很难依靠大量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必须通过服务、品牌和质量提升贸易水平和效率，增强国际竞争力。贸易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近年来，中国的加工贸易有所下降，而一般贸易却在上升，因此有必要增加一般贸易的附加值。加工贸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赚取组装费，另一个是破坏国内环境，但好处是在国际上获得的。今后应少开发高排放、高污染的项目，发展高技术含量、低排放的加工贸易。服务贸易现在出现赤字，流出更多，流入更少。旅游消费是服务贸易逆差的最重要部分。2015年，海外游客超过1亿。今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许多中国人出国留学、放松、娱乐和看医生。

如今，企业在“走出去”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2015年，外商投资超过了实际利用外资的水平，外商投资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可能引发投资国之间的摩擦。今后，有必要提高外商投资水平。现在，许多投资投向了能源、矿产和林业，下一步是投资高端制造业(爱吉、净值、信息)和服务业。目前，外商投资的主体是中央企业和国有企业。下一步是推动民间资本投资，形成多元化格局。目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承包工程发展迅速，可以带动劳务输出、基础设施维修、体育馆等。，并将中国的标准、设计和创作融入全球体系。

陈卫东:最近，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英国退出欧盟公投和美国大选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展望明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亚太新兴经济体有望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继续成为保持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力量。尤其是“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和建设步伐继续加快，成为全球需求增长的亮点。全球经济下滑需要找到突破口，加强全球政策协调和治理合作尤为重要。通过改善全球治理，我们可以增加对实体经济的宏观政策支持，深化结构改革以激发技术创新的力量，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复苏。同时，通过维护和平稳定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公平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我们将为各国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屈宏斌:在全球经济放缓、生产率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各国的政策都面临压力。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多样。明年不太可能出现重大突破，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战。双边谈判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即使双方逐渐适应对方不断变化的需求，它们也可能为重建双边关系提供机会。

在11月11日的《中美贸易关系:评估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45%关税的影响》报告中，我们分析了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45%关税等极端提议的潜在影响。通过对这一假设的分析，考虑到中国可能会采取反击措施，对双方都造成太大伤害是不明智的。更现实地说，这些极端措施可能被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双方都在关注更实质性的问题。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两国的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现有的世贸组织框架下，两国的大部分愿望都无法实现。美国要求中国取消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在服务业，这不是中国在现有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义务。中国希望为成长型企业提供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平台，更多地关注投资而非大宗商品。这表明，基于共同需求的新的理解框架是必要的，惩罚性政策不能惠及任何一方。

尽管双边关系日益复杂，但仍有空合作领域。美国可以将其减少重工业产品补贴的需要(甚至是国有企业改革)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前景联系起来。投资领域的谈判范围更广。对美国来说，重点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环境。对中国来说，关键是要解决中国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这些企业希望“走出去”，攀登学习曲线。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复杂的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为此，中国和美国已经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了近十年的谈判，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尽管双方有时似乎在许多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但应该强调的是，合作给双方和全球经济带来了许多经济利益。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意味着总会有新的合作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应该被视为一个互利的举措。

政策支持稳步增长改革形成协同效应

中国经济时报:2017年的政策基调是稳步前进。宏观调控可能继续采取“积极金融和稳定货币”相结合的方式。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下，我们如何实现稳定增长？

俞妙杰:明年上半年出口将出现积极好转，现在人民币贬值对出口有利。但明年第二季度左右，我判断人民币会再次升值，出口会下降。现在经济相对低迷，明年不太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现在实体经济相对较差，这可能会增加货币投入。明年的整体经济环境将与今年相似，贸易摩擦和出口将会增加。投资和消费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高国利:明年面临的改革将被放在更加突出和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真正有效的改革实施，许多工作将受到影响。改革要注重落地和实效。适当突出重点，减少会议和文件数量，注重改革突破，提高改革成效。有必要加强参与改革的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有时，这个部门被允许这样做，但那个部门不被允许这样做。许多部门都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是释放还是接受改革。因此，改革要加强整体协调，形成合力，使改革真正向前推进。

陈卫东:在货币政策保持稳定的背景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仍然是稳定增长的重要支撑。2017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基础设施和民生支出将保持刚性，金融形势将更加严峻。财政增长的稳定增长将是空，但它也面临某些挑战。在金融和债务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可能在2016年的基础上提高赤字率，以便分阶段继续完善赤字率的监管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减税不仅可以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增加有效投资，还可以促进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是稳定增长和供应方改革的利器。虽然财政收入不容乐观，但新增赤字可主要用于弥补减税和减费导致的财政削减，为2017年进一步推进结构性减税创造了条件和/0/0。

目前基础设施投资仍是稳定增长的重要起点，但目前地方政府不仅财政收入下降，而且部分地区偿债压力较大，尤其是市县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约束压力。据估计，2016年财政支出增长率将在12%左右，2017年可能进一步下降。新的财政赤字被用来改善生产力形成的条件，改善人民的生活，并有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从跨周期平衡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经济低迷时期适当扩大赤字。房地产需要保持适当的调控，这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非常重要。然而，其短期影响仍需关注。

屈宏斌:明年财政扩张将继续，基础设施投资仍将是增长的主要动力。随着通缩压力继续缓解，预计明年不会降息或降低RRR利率。然而，近期没有全面的通胀压力，货币环境预计将总体保持宽松。与中国的稳定局势不同，稳定的经济增长和通缩压力的缓解应该为改革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