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什么要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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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清华，蔡琳琳，李悦

80年前的那个金秋10月，红军的三大主力是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胜利结束了。 这是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光辉胜利，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叙事诗。

时空变幻，精神永恒。 80年后，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突出，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深。 那么，当时的红军为什么要长征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红军长征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实力强，二是我们党犯了错误。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 “围剿”的政策是“堡垒推进，一步一步地露营”。 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设立了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讲授“围剿”红军的战略和技术，筹集经费购买了大量武器。 随着战局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军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大部分地区。

这个时期，王明的“左”倾斜教条主义在我们党内占有支配地位。 他主张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否定敌人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要求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攻击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或几省的最初胜利。 而且，“左”倾斜教条主义在组织上表现为“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在军事上是军事冒险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左”倾领导人主张“敌人在国门外”，使红军在战术上完全被动。 当时红军的战法是“堡垒战、阵地战和短命突击”，与有特点的敌人消耗殆尽。 这种做法只有在军事力量对等的情况下有效。 蒋介石全国财力和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中央红军不足10万人，苏区财力物资有限，劣势明显。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

考虑到重新打开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中央自主进行战术转移

在粉碎敌人的“围剿”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4年5月提出了战术转移的设想，报告了共产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的回电，对中央红军的战术转移持暧昧态度，既不让也不让。 但是，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中央还是以派遣红七军团远征，牵制包围苏区的敌人为目的，但由于兵力少，没有达到目的。 之后，让红六军团从湘赞根据地撤退，与贺龙的红二军团汇合。 这样有调动敌人的意图，也有为中央红军转移探路的考虑。 红六军团后来与红二军团汇合，联合行动。

由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实行王明的“左”错误路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围剿”下处境非常困难。 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自主撤退，去了湘西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重建了革命根据地，重新打开了革命的新局面。

原来比较稳定的战术结构被打破了，局部长征最终发展成了主力红军整体的长征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 但是，其他各地的红军都没有失败，为什么还要长征呢？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退，受到其他各地红军国民党军的压力，川陕革命根据地率先冲进。 在这些根据地中，除中央苏区外，比较稳定的还有川陕根据地。 张国焘确实担心会成为国民党军队“围剿”的下一个中心。 他撤退后与红一方军汇合也是因为“在大树下容易乘凉”。 但他没想到中央红军的损失那么大。 这也是他雄心勃勃膨胀的重要因素。

另外，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长征非常重要的理由之一是敌情严重，非常难建立和留下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的转移也因为国民党军加强了对鄂豫皖地区的“清讨”，多次当地革命斗争变得非常困难。

因此，各地红军纷纷长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央红军的战术转移打破了比较稳定的战术结构。

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成为直接影响长征决策、进程和方向的重要因素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开始，“华北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前奏。 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第一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但是蒋介石顽固地反复“攘夷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直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加快了侵略的步伐。

中国共产党决不坐视中华民族的没落，红军虽然处于逆境，但依然站在拯救民族危机的第一线。 长征开始前和开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了两个抗日先遣队北上进行抗日。 在这个时期党的宣言和文件中，更把“抗日”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因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伟大情感和责任担当，在艰难的长征中依然可以实现两者的联系:将军事上的战术转移和政治上的战术转换紧密结合，将红军前进的大方向和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结合起来。

抗日救亡，已经存在，是对红军长征必然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祸靠福”。 悲惨的失败，开始酝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 即将开始的艰难历程，最终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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