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治理失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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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导致收入金字塔顶端不平等的因素。这些因素使金字塔在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陡峭而且向右倾斜，最终导致精英的分化。用奥尔森的逻辑来解释，即美国精英已经从过去的一个包容性组织异化为一个狭隘的寻租团体]

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国选举中引发的风暴代表了当前美国社会的反精英情绪——财富集中在富人身上；金钱与权力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使得富人利用财富来影响政治，并以“财阀”取代“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享”，这使得美国社会回到了上世纪初的“财阀政治”。

然而，简单地将目前的情况与一个世纪前的情况相比较，显然忽视了当今全球经济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在战后全球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独特地位。一个许多人已经触及但尚未深入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政党政治被大资本和商业利益集团绑架，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尤其是西欧和北欧)却远非如此严重？

应该承认，欧洲的困境在于移民的影响远比美国严重。然而，欧洲国家的大型资本和商业利益集团远不能享有美国同行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攻击民粹主义已经成为当今知识界的一种时尚。学者们乐于将他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归因于民粹主义。似乎非理性的普通人(603883，BUY)真的有能力绑架民主。事实上，作者认为所有的冲突都是由精英主导的。归根结底，所谓的“民主暴政”是精英治理的失败。如何化解精英之间的矛盾，寻求各种社会群体和利益之间的平衡，是重建治理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的前提。

什么样的不平等更可怕

我们对不平等的习惯性理解往往处于两个极端之间，要么是灾难，要么是需要忍受的经济周期的自然结果，但我们很少问:不平等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吗？

“财阀政治”回归理论的一个缺点是，它假设不平等只会以纵向方式增加不同阶层的收入状况。也就是说，位于陡峭的分配金字塔顶端的经济精英是一个同质群体——他们享有相似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因此他们共同分享和维护自己的特权。这种分析不可避免地将美国的不平等归因于阶级冲突，正如怀特·米尔斯在上世纪初分析精英统治时在他的著作《权力精英》中所假设的那样。

但事实上，如果收入最高的1%群体(即美国富人，最有能力影响政治的群体)被进一步分解，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在美国经济精英内部，即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群体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导致了经济精英内部的严重分化，而精英的分化对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当今美国社会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精英统治及其失败，而是精英内部分化导致的治理失败。

作者认为，正是金融业帮助美国成为全球金融霸权，导致了金字塔顶端的不平等。

如今，与华尔街金融业相关的人，如投资银行家、金融律师、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各种基金的经理，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企业经理，成为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人。

根据对收入最高人群的研究，2004年，在收入最高的0.01%的超级富豪中，非金融领域上市公司经理的收入不到6%。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等金融资产管理行业的超级富豪所占份额比10至20年前要高得多。2004年，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华尔街投资经理人数是上市公司总经理人数的9倍。其中，收入最高的25位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超过了所有S&P 500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总收入。这一趋势在2004年后发展得更快。到2007年，收入最高的前五名对冲基金经理的总收入已经超过了后者！

过去几十年，与华尔街相关的其他行业，如金融律师，也改变了自己在收入金字塔顶端的位置。2004年，前100家最大律师事务所的18，000名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为100万美元。1994年，13，000名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仅为450，000美元。换句话说，金融律师的收入增加了2.2倍，金融律师的人数增加了40%。相应地，金融律师在超级富豪中的比例也大幅增加。

这项研究还发现，从1995年到2004年，其他传统行业，如职业运动员，在超级富豪中的比例变化不大。这项研究的作者说，当他们与一位现在华尔街工作的前美国财政部长分享他们的数据时，另一方认为他们低估了华尔街经理的收入。

与前一项研究的结论类似，另一项关于最高收入人群职业分布的研究发现，自1979年以来，最高收入1%人群在传统行业(如医疗、科技工程、艺术、媒体、体育等行业)的比例几乎没有变化。然而，他们在金融部门的比例从1979年的不到8%上升到2005年的13.9%。他们的收入份额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79年的11%到2005年的18%。这一收入比例在收入最高的0.01%的超级富豪中增长更快。根据这些研究中的数据，与金融业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行业中的超级富豪人数几乎占到三分之一。收入水平越高，比例越高。

与我们已经熟悉的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现状相比，这里的数据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经济金融化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影响。这也许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

从1972年到1987年，美国前50家股票交易公司的雇员增加了170%；从1987年到2004年，增长率为79%。从1972年到1987年，这些人控制的资本量增加了10倍，然后从1987年到2004年增加了10倍。1970年，最大的23家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不超过1600人，每个人平均控制约75万美元的资本；到2004年，每个人控制的资本总额已经达到300万美元。

因此，美国金融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世纪40年代末的2.5%上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的8%以上，全球金融危机日益主导美国经济。他们在公司利润中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16%上升到90年代的近30%，然后在21世纪初发展到40%以上。从1948年到1982年，金融业的平均薪酬是国内所有行业平均薪酬的99%~108%。从1983年开始，这一比例逐渐上升，2007年达到181%。

与此同时，非金融行业也在不断参与金融行业，更多地依赖华尔街获取利润。例如，早在2000年，一份华尔街分析师的报告估计，S&P 500公司40%的收入来自金融活动，如借款和风险资本。这种非金融业的金融化现象使得华尔街对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已从制造业导向型经济转变为金融导向型经济，企业逐渐与金融业接轨，对金融市场越来越敏感，越来越受金融市场的制约，越来越疏远生产市场。换句话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金融业的角色已经从一个服务部门演变为一个控制整个经济的主导部门，美国经济也因此从“创造财富”演变为“吸收财富”的资本主义。

下图显示，资本收入和资本收益是前0.1%人口收入的两个非常大的部分，几乎占总收入的一半。在前0.01%人口的收入构成中，资本收益的比例更大，占2007年最高收入年度总收入的一半。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收益的比例一直在上升，这表明富人与华尔街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但对大多数其他美国人来说，资本收益几乎不存在，他们的主要资产是房地产和社会保险储蓄。

“金融陷阱”中的精英分裂

大量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给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例如，收入分配的扭曲——收入集中在各级金融业；人力资源配置扭曲——过多的高素质人才集中在金融业，导致其他行业人才短缺；经济资源配置扭曲----医疗、教育和培训等基础设施投资薄弱；产业布局扭曲-制造业衰退。

尽管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大力倡导振兴制造业，但即使抛开政治两极分化带来的困难，改革本身的重点也是引人注目的战略，如防止大企业离岸和鼓励购买国内产品，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制造业内部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正面临着金融经济结构中的资源短缺。上述资源配置的扭曲对制造业产生了不同方面的影响，不可能通过税收改革和补贴进行实质性的改变。

在这种不平衡的产业结构中，金融主导导致的收入和行业间机会的不平等以及金融领域寻租机会的增加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尽管这些问题难以量化，但也不能忽视。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房地产、法律等行业的富人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阻碍了社会流动。由他们组成的家庭比例从1979年的3.5%上升到2005年的8.8%。他们的政治观点相似，更多的人倾向于共和党。

最重要的是，华尔街给他们的经理和其他富人带来了惊人的回报，但它不一定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向传统投资者这样的实体经济生产者移交资本时，没有必要冒险——因为资本来自其他人。这些管理者受益于日益庞大和复杂的资本市场(以及相应的法律和政府法规的复杂性)，而不是市场本身。他们培育的虚拟经济过大，挤压了实体经济，使金融市场失去了引导资金流动、促进和调整资源配置、完善企业组织体系、利用金融工具分散实体经济部门经营风险的原有功能。

相反，过度的金融杠杆和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导致泡沫经济对整体经济构成巨大威胁，这些投资经理在推动这一投机市场的过程中不必承担赚取巨额利润的责任——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的援助给了他们永远追求更大投机的机会和勇气。

这显然会带来危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少数人造成的损失由社会承担，这些人很快就能继续盈利。这些银行似乎在社会底层挖了一个小洞，用一根稻草吸收利润。最糟糕的是，每个政治家都在说，这些人是美国经济不可替代的创新支柱，理应受到特殊礼遇。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导致收入金字塔顶端不平等的因素。这些因素使金字塔在冷战结束后的发展过程中不仅陡峭而且向右倾斜，最终导致精英的分化。用奥尔森的逻辑来解释，即美国精英过去一直被一个包容性的组织所异化，也就是说，它可以将尽可能多的社会利益纳入一个狭隘的寻租群体，这扭曲了市场激励机制，并通过卡特尔的保护主义制度抑制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是最终导致精英治理失败的结构性根源。换句话说，当我们思考如何解决问题时，简单地反对不平等是没有用的。如果你不能控制主宰金融市场的银行，让它们恢复金融服务的原有角色和地位，但让它们用社会成本来投机，整体经济将永远受到威胁；对不平等本身的狭隘攻击只会鼓励反市场和反全球化的力量。

然而，这种精英分裂是美国特有的现象，是冷战结束后美国追求金融霸权的结果。美国已经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并从这一进程中受益匪浅，远远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然而，回顾过去，这种成功的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这往往很难得到承认。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全世界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感到沮丧时，沉浸在金融扩张中的美国人继续将更高比例的储蓄和财富投资于已经高度膨胀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似乎并不关心这种做法的长期后果。此后，美国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领导下，毫不犹豫地向前迈进，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派别的影响。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当每个人都在为这只野兽而战的时候，美国人却把华尔街当成了自己的宠物。当音乐停止，泡沫破裂，需要有人付出代价时，导致这场灾难的华尔街成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的第一个对象。整个房地产行业正在走向死亡，但没有一个政治家愿意为此付出努力。

这是美国民粹主义今天爆发的最深层原因，它让特朗普和桑德斯动摇了美国的民主治理。正如作者之前所说，这也是美国大选中最令世界不安的事情。特朗普可能不会赢得这场选举，但他的个人特征进一步推动的漩涡不会因为他的离开而消失或减弱。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这两种美国赖以生存的制度，正处于这一漩涡的边缘。如果我们继续责怪普通人的盲从，我们只会让精英继续推卸责任，让这个社会滑入漩涡。这不仅是美国的不幸，也是对全球稳定和繁荣的威胁。

(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成员)